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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怎样，一张“花弄情”的纸牌已经放在他手里了。
现在他必须认真考虑一下在哪里过夜的问题。
在“紫罗兰”牌的背面，他看到上面写着：“我很喜欢您。”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座城市来的喜悦心情已被冲淡了。
保尔看了看姑娘。她并不感到害羞，也直视着他的眼睛。
“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共青团省委书记。”
“为什么？”
“那么，阿基姆同志是不是还住在这儿？他也搬走了吗？”
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但穆拉对此胸有成竹。
“她不在这里，一月份她就去哈尔科夫了。我听说，后来又去了莫斯科。”
“玫瑰。”她递给他第二张牌。
“可以见见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吗？”
在这张牌的背面写着：“您是我的意中人。”柯察金面对那姑娘，尽力使自己的语调温和些，问她：
她没有关门。保尔扫了一眼房间里陌生的陈设，已猜到了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你干吗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您找谁？”
穆拉发窘了，不知所措。
开门的是一个额角上垂着鬈发的不认识的青年女子。她用带有疑问的目光打量着柯察金。
“难道您对我的表白感到不高兴吗？”她撒娇地噘起了嘴唇。
“呵哈！就是说，现在连吉他也准弹了，规矩放松一点了。”柯察金想着，用拳头轻轻敲了敲门。他感到心情激动，便用牙齿咬紧了嘴唇。
柯察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但他想知道，与他谈话的女孩是什么人。于是，他提了好几个问题，姑娘都乐意地回答了。几分钟之后，他已知道，她在七年制中学读书，父亲是车辆检查员。她早就认识保尔，而且想和他做朋友。
还在远处就看到楼上拐角处的一扇窗子里亮着灯。他竭力保持平静，拉开了那扇橡木的大门。他在楼梯口上站了片刻，听到丽达房间里有人在说话，还有人在弹吉他。
“你姓什么？”保尔问。
大街上的喧闹和繁忙景象减轻了他因为朱赫来的离去而引起的惆怅。该去哪儿呢？回到索洛缅卡去吧，那里有许多朋友，但是太远了。于是，保尔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离这儿不远的大学环行路上的那所房子。当然他应当现在就去那儿。本来嘛，除了朱赫来之外，他最想见的同志就是丽达了。到了那儿，他还可以在阿基姆或者米海拉那儿过夜。
“姓沃伦采娃，名字叫穆拉。”
一辆有轨电车开了过去，街上充满了轰隆轰隆和叮叮当当的响声。人行道上，人流络绎不绝，多么热闹的城市啊：一会儿是妇女们幸福的欢笑声，一会儿是男人们只言片语低沉的交谈声，一会儿是年轻人高亢的说笑声，一会儿是老人们喉头咕噜作响的沙哑的嗓音。人们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他们的脚步都是那样匆忙。电车里灯光明亮，汽车的头灯闪射着耀眼的光芒，附近电影院的广告牌周围也是灯火辉煌。到处是人，整条街上都是不绝于耳的嘈杂的人声。这就是大都市的夜呵。
“你的哥哥是机务段的团支部书记，对吗？”
他提了许多问题仔细盘问保尔，直到他确信，这个小伙子确实和朱赫来很熟悉，才告诉他：朱赫来两个月之前已被调往塔什干，到突厥斯坦战线工作去了。保尔十分失望，他甚至没再仔细打听，就默默转身走了。到了街上，他突然感到非常疲倦，只得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是的。”
在克列夏季克大街的军区特勤部的传达室里，值班警卫队长告诉保尔，朱赫来早就不在这里了。
现在柯察金知道了，跟他谈话的人是谁。她的哥哥沃伦采夫是区里最积极的共青团员之一，但是显然他没有关心妹妹的成长，因此她渐渐成了个平庸的小市民。最近一年来，她开始参加女友们举办的这种接吻的晚会，而且达到了着迷的地步。她在哥哥那儿曾经好几次看见过保尔。
有几个人朝着保尔迎面走上桥来。他们激烈争论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保尔不再凝视城市的灯火，向桥下走去。
现在，穆拉已经感觉到保尔不赞成她的行为，因此当有人叫她去玩“喂鸽子”的游戏，她看到保尔脸上出现了嘲笑的神情，就断然拒绝了。他们又坐了一会儿，穆拉把自己的情况讲给他听。这时泽列诺娃走过来了。
保尔想去的第一所房子坐落在市中心的克列夏季克大街上。他慢慢地沿台阶走上天桥。周围的一切都很熟悉，丝毫未变。他在桥上走着，一只手顺着光滑的桥栏杆轻轻摸过去。快要往桥下走时，他停住了脚步——这时桥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在那一望无际的高空中，展现出一幅令人目眩的壮丽夜景。黑暗仿佛是黑色的天鹅绒掩盖着地平线，无数的星星在眨眼，宛如点点磷火，闪闪烁烁，忽明忽暗；下面，在大地与天空衔接之处，黑暗中亮起了万家灯火，夜色里隐现出一座城市……
“把手风琴拿来，你一定拉吗？”她又调皮地眯起眼睛，看着穆拉说：“怎么样？互相认识了吗？”
保尔很快就睡着了。
保尔让卡秋莎坐在旁边，乘周围的人都在谈笑、叫喊，对她说：
列车开动之后，人们才安静下来，并且像惯常那样，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东西了。
“我不打算拉手风琴了。我和穆拉马上就要走了。”
还和从前一样，大家都拖上来一个个的口袋，拼命往座位底下塞。
“哎哟！心里难受了，是不是？”泽列诺娃意味深长地拖长了声音说。
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往车厢里挤。保尔占了一张上铺坐在那儿，看着过道上那些吵吵嚷嚷、激动不安的人群。
“是的，难受极了。你告诉我，这儿除了你和我之外，还有其他的共青团员吗？也许只有我们两人加入了这‘养鸽者’的队伍吧？”
他劝母亲留在家里：他不愿意让母亲在分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
卡秋莎用一种调解的口吻说：
保尔独自来到火车站。
“这种无聊的玩意儿已经结束了。我们马上跳一会儿舞吧！”
他的演奏和过去不同了。琴声里已经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旋律，没有豪爽剽悍的音调，也没有曾经使这个青年手风琴手闻名全城的那种如醉似狂的奔放风格了。现在的乐曲声和谐悦耳，仍然富有力量，但比过去深沉多了。
柯察金站起来说：
他把头靠在那排用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来的乐曲声中含有新的格调，这使母亲感到惊奇。
“好吧，你跳吧，老大娘，但是我和沃伦采娃还是要走的。”
“妈妈，我们为什么分别的时候要弄得这么不开心呢？来，把手风琴递给我，我已经好久没碰它了。”
一天晚上，安娜·博尔哈德来找奥库涅夫。但是，房间里只有柯察金一人。
“孩子，你说的那种像故事里的好日子，我是活不到了……你那个在船上当水手的爷爷也是这样不安分，他像个真正的土匪，愿上帝饶恕我这样说。当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打仗，回到家里来只剩下一只手和一条腿了……胸前倒是戴了两个十字勋章和两块挂在丝带上的五十戈比沙皇银币。但是，到老死的时候，还是穷得叮当响。他的脾气很倔，以前用木棒敲了一个当官老爷的头，为这事蹲了差不多一年的牢。十字勋章也帮不上忙，照样被关了起来。我看你呀，就像你爷爷，两人一个样儿。”
“保尔，你很忙吗？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参加市苏维埃全体会议？两个人一起走不冷清，而且要很晚才能回来。”
“亲爱的妈妈，我暗暗发过誓，只要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没有肃清，我就不找女孩谈情说爱。你说什么，那要等很久吗？不，妈妈，资产阶级已经支撑不了很久啦……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就要建立起来，要把你们这些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头和老太都送到意大利去，那个国家在海边，很暖和的。妈妈，那里从来就没有冬天。我们要让你们搬到资产阶级的宫殿里去住，让你们在阳光下把自己的老骨头晒得暖暖的。我们呢，再到美洲去解决那里的资产阶级。”
保尔很快就准备好了。他的床头挂了一支驳壳枪，这支枪太重了，他就从抽屉里掏出奥库涅夫的那支勃朗宁手枪来，放在口袋里，还给奥库涅夫留了个条，把钥匙仍然藏进两人约定的老地方。
他的话把母亲逗笑了。
在会场上，他们遇见了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大家坐在一起，会间休息时，又在广场上散散步。正如安娜所料，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妈，没有雌鹌鹑！你老人家可知道，只有鹌鹑才找鹌鹑做伴。照你看来，我不成了雄鹌鹑了吗？”
“怎么样，上我那儿去睡觉吧？已经很晚了，还得走很远的路呢。”奥莉加对安娜说。
保尔抱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拉到自己怀里：
“不，我跟保尔已约好了一起回去。”安娜谢绝了。
“保夫鲁沙，你不能留下不走吗？我已经老了，一个人过日子多难受啊。养儿育女，一长大就都飞了。城里有什么让你那么牵肠挂肚？这里也可以过日子嘛。莫不是你也看上了哪只短尾巴的雌鹌鹑了？反正你们什么都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说。阿尔青娶亲的事，一点没告诉我，你是更不用说了。只有等你们病了，或者受伤了，我才能见到你们。”母亲一面把她儿子简单的几件零星用品放进干净的布袋里，一面轻声地诉说。
潘克拉托夫和奥莉加沿着马路往下走，而保尔和安娜顺坡向上朝索洛缅卡方向走去。
家里，忧伤的母亲正在给儿子打点行装。保尔仔细看着妈妈，发现她在偷偷流泪。
漆黑的夜，又闷又热，城市已进入梦乡。参加全会的人沿着寂静的街道四散走开，他们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渐渐远去。保尔和安娜很快就离开了市中心的街道。在空寂无人的集市上，巡逻队把他们拦住了，检查了证件以后，才放他们过去。他们穿过林阴道，来到那条穿过旷地的小街，那里既无街灯，也无行人。然后向左拐弯，再沿着与铁路中心仓库平行的公路走去。中心仓库是长长一排水泥房子，显得阴森可怕。安娜不由得有点胆怯起来，她一直盯着暗处，断断续续，答非所问地回答着保尔的问话。直到发现一个可疑的阴影原来只是根电线杆时，她才笑了起来，并且把刚才的心情告诉了保尔。她挽着保尔的手臂，肩膀紧挨着他的肩膀，平静下来了。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地。
“我还不到二十三岁，可是神经衰弱得像个老太婆。你可能会把我当成胆小鬼，这可不对，不过今天晚上我精神特别紧张。现在，我感觉到你在我身边，就不再害怕了。我居然这样提心吊胆，真不好意思。”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应当赶紧生活，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随时都有可能中断生命。”
漆黑的夜，荒凉的旷地以及在剧院里开会时所听到的昨天在波多尔发生的凶杀案件，都使她觉得可怖。但保尔镇定沉着，他的烟卷闪现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庞和眉宇间刚毅的神情，这一切使安娜的恐怖情绪渐渐消失了。
保尔缓缓地摘下帽子。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心。
仓库已经落在他们身后了。他们过了河上的小桥，就开始沿着车站旁的公路朝拱道走去。这条拱道在铁路下面，是市区和铁路工厂区的交界处。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又幽静，又凄凉。松林在轻轻地低语，正在复苏的大地散发出略带腐烂味的春天的气息。同志们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为了使那些出身贫贱，生来为奴的人们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车站远远地落在他们的右面了。这条拱道一直通到机车库后面的死岔线，这里已离家不远了。拱道上面，在铁路线上，不同颜色的指示灯、信号灯闪闪发亮。机车库旁边，一辆调度机车疲倦地喘息着缓缓离去，夜间它也要去休息了。
不知是哪个有心人，给这小小的墓地围上了一道绿色的栅栏，还在一排排的墓前摆放了用枞树枝编的花圈。陡坡的上方耸立着一棵棵挺拔的松树。峡谷的斜坡上铺满了如茵的绿草。
拱道入口处的上方，一盏街灯挂在生锈的铁钩上，被风吹得轻轻摇晃，那发黄的暗淡的灯光不时在拱道两边的墙上来回移动。
就是这儿，在这个空旷的广场上，瓦利娅和她的同志们被处以绞刑。保尔在过去设置绞刑架的地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陡坡走去。他顺坡而下，来到埋葬烈士的墓地。
离拱道入口处大约十步的地方，紧靠公路，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两年前，一枚炸弹落在这所房子上，里面全部被炸毁了，正面的墙也已倒塌。现在，这房子敞着巨大的窟窿，像是路旁的乞丐，向人们展示他的贫苦。这时，可以看见上面有一列火车正飞驰而过。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站住了。右边是一所阴森森的老监狱，一道高高的尖头的木栅栏围绕着它，把它同松林隔开。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
“我们差不多已经快到家了。”安娜松了一口气说。
他早就把与这儿的联系连根拔掉了。对他来说，大城市变得更亲近，更可爱。那里有意志坚强、朝气蓬勃的伙伴们，有事业。
保尔想悄悄地抽回自己的手。已经快到拱道了，保尔很自然地想把被安娜抓住的手臂挣脱出来。
还有许多种种令人厌恶的事情。
但是安娜不放。
“可你看他那件皮上衣好阔气，准是偷来的……”
他们走过了那座被炸毁的小屋。
“看样子是个痨病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