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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靴子我那口子不会去补的——已经没法补了，可别把脚冻坏啦，我给您拿一只旧套鞋来吧，我们家阁楼上就有一只。哪儿见过吃这样大的苦呀！说不定那天来个寒暴，那你就惨了。”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很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个小队的举动会这样刺痛这位货运码头团委书记的心，就连他，保夫鲁沙的朋友，也受到震动：保尔招呼也不打，就向全大队发起挑战了。
保尔谅解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仔细看了看那只靴子。
“朋友归朋友，公事归公事——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可我把您当成懒汉了。”她道歉地说。
中午时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工作被打断了：站在枪架旁边的岗哨发现树林里有一队骑马的人就开枪报警。
奥达尔卡听到厨师这么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同志们，快拿枪，匪徒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掉铁锹，向挂着他那驳壳枪的大树奔去。
“她的丈夫可算得半个鞋匠，他能帮您缝起来。要不，没靴子可真要完了。”
全队的人拿起武器，躺在路边的雪地里。前面几个骑在马上的人挥动着帽子，其中一人高声喊道：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靴，朝奥达尔卡那儿点了点头，说：
“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我的一只靴子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他来厨房的原因。
五十来个戴着缀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的骑兵飞驰而来。
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里的一个排，到工地上来探望筑路工人。保尔看到排长的坐骑有一只耳朵被砍掉了，这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匹漂亮的额上有一片白斑的灰骒马不肯站着不动，一直在骑者身下“玩花样”。保尔奔了过去，一把抓住它的辔子。马吓得直往后退。
“怎么，坐在这儿等饭吃吗？还太早点儿。小伙子，看得出来，你是在逃避劳动。你把脚往哪儿伸？这里可是厨房，不是澡堂。”她就这样训斥保尔。
“小白斑，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又见到你啦！你没给子弹打死呵，我的独耳朵的小美人。”
奥达尔卡不大客气地朝保尔看了一下，揶揄地说：
他温柔地搂住马的细脖子，用手抚摩着它那不停地掀动的鼻孔。排长仔细看着保尔，终于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了一声：
护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厨房里的案板上切甜菜，她在这里给厨师当下手。造物主对这个一点不老的妇女特别慷慨：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厚，胸部丰满，大腿又粗又结实。她的刀功挺不错，一会儿案板上就有了一大堆切好的甜菜。
“哎哟，原来是柯察金呀……这匹马你认出来了，怎么就没认出来我是谢列达呢！你好，好兄弟！”
柯察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只脚从黏泥里拔了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彻骨，知道是他那只靴子的烂底全掉了。来到这里以后，这双烂靴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直响。现在靴底干脆掉了，他只好光脚泡在冷得刺骨的烂泥里，这只靴子害得他没法干活。保尔从烂泥里捡起那片靴底，绝望地看了看，可还是忍不住骂了起来，虽然他曾经发誓不再骂人。他拎着破靴子走进板棚，在行军灶旁坐下，解开满是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发麻的脚放到炉子跟前。
城里各部门想方设法，全力支持筑路工程，这对工程立刻起了很大作用。扎尔基把留在城里的团员都派往博亚尔卡，区委会里空了；索洛缅卡区里只留下女团员。扎尔基又在铁路专科学校想法动员了一批学生上筑路工地。
雨还是下个不停。
他在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第二天早上，托卡列夫、杜巴瓦、克拉维切克进城了，还带了六个人去修理机车，运铁轨。克拉维切克因为是面包师出身，被派到供应部去作检查员，其他的人都去了普夏—沃季察。
“只剩下我和清一色的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代替我的位置，门口挂上‘妇女部’的牌子，然后我就可以去博亚尔卡。你知道，一个男子汉在妇女中间转来转去挺不方便。姑娘们都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群叽叽喳喳的喜鹊肯定私下经常议论我：‘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走了，自己却留下，真是个滑头。’也许，还有更让人受不了的话。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积极分子在破板棚里开会。在暗淡的油灯光下，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为修建铁路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艰苦。铁路管理局通知，说没有枕木了。城里也找不到运输工具，无法把机车和路轨运往工地，而且那些机车还需要好好修理。第一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期限快到了，可换班的人还没着落，再让这些筋疲力尽的人留下来继续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到博亚尔卡的人逐渐增加。六十个铁路专科学校的学生也已抵达。
天刚破晓，一辆溅满泥浆，装满一袋袋面包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彻夜未眠，脸色苍白的小利特克疲乏地从车上下来。
朱赫来在铁路管理局弄到了四节客车，送到博亚尔卡，给刚去的工人当住房。
“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来。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认识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杜巴瓦的小队从工地上被调到普夏-沃季察去了，任务是将几辆窄轨机车和六十五辆窄轨铁路平车运到筑路工地。这项工作可以抵消他们所承担的筑路任务。
看来朱赫来正在考虑，过了好一会儿托卡列夫才听到回答：
杜巴瓦在动身之前，向托卡列夫建议，将克拉维切克召回工地并由他负责新建的筑路小队。托卡列夫下达了这个命令，根本没有考虑使杜巴瓦想起这个捷克人的真正原因：从索洛缅卡来的人给杜巴瓦带来安娜的便条。
“你说，我们明天让大家吃什么？”托卡列夫气呼呼地对着话筒大叫。
便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
“什么？面包没运到？我马上去查，是谁干的好事。”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具有威慑力的声音。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选了一大堆书。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队员致以热情的问候。你们都是好样儿的！愿你们身体健壮，精神饱满。昨天已将木柴仓库里最后一批存货发放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问好。他真是个极好的小伙子！他亲自动手为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都信不过，他亲自筛面粉、用机器和面。不知他从哪儿搞到的好面粉，烤出来的面包真好，与我领的那种面包完全不同。晚上大伙都聚在我这儿，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的学习略有进展，但更多的时间是在谈天，什么都谈，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拒绝她们去工地都很生气。她们相信自己能和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要穿上父亲的衣服，突然出现在老头儿跟前，让他试试看能不能把我从那儿撵走。”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霍列亚瓦同电话接线员吵了半小时之后，终于接通了给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和接线员对骂，急不可耐，两只脚的重心来回调换地站着。
也许她真会这样做的。替我问候那个黑眼睛的朋友。安娜
“赶快打电话到特勤部，”托卡列夫命令他，同时又提醒杜巴瓦，“面包的事，千万别说出去。”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云层布满了天空，低低地压着地面缓缓移动。大雪纷纷扬扬。傍晚，风刮得紧了，烟囱里发出呜呜的怒吼，树林里响起呼呼的哀号。大风追逐着机灵善变、飘忽不定的雪花儿，凄厉的怒啸声搅得森林不得安宁。
霍列亚瓦像球似的滚进房间来。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虽然整夜都生着火，人们还是全身都冻僵了：车站上的破旧房屋根本无法保住暖气。
“跟我们玩起把戏来了！”他一面迅速穿上衣服，一面自言自语地嘟哝着。
清晨，人们去上工的时候，脚陷在深深的雪地里迈不开步。然而一轮红日却高高挂在树梢，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工程队党组织的书记托卡列夫把他的长毛腿伸到地板上，使劲搔着胳肢窝。
柯察金的小队正在铲除自己路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寒冷给人造成的痛苦竟会如此难以忍受。奥库涅夫给他的那件旧外套一点也不暖和，而那只套鞋里面总是有雪，并且好几次掉在了雪堆里。另一只脚上的靴子随时都有彻底完蛋的危险。因为睡在水泥地上，他的脖子上长了两个很大的痈疽。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作了围巾。瘦骨嶙峋的保尔双眼红肿，他狠狠地挥动着木锨在铲雪。
杜巴瓦把托卡列夫叫醒，告诉他这个情况。
这时，一列客车慢慢地爬进了车站。奄奄一息的火车头好不容易才把它拖到这里：煤水车里一根木柴也没有，炉子里的余火眼看就要熄了。
第二个星期，工地上遭到了第一次打击：城里开来的晚班火车没运面包来。
“给木柴，我们就往前开；要是没有木柴，那就趁它还能开动，把车开到备用线上去！”司机朝车站站长大声喊着。
工程队里已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几天后，又跑了五人。
列车转到备用线上去了。停车的原因也通知了那些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发出一片叹息声和咒骂声。
路基一天天地向密林深处延伸。
“你们去跟在站台上走的那个老头儿讲讲，他是工地负责人。工地上有木头，是当枕木用的。他可以下命令用雪橇运些木头来给机车用。”车站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主意，于是，乘务员们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工程队无比顽强地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我们可以给你们一点木柴，但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大雪封住了。你们车上有六、七百个旅客，妇女、儿童可以留在车上，其他的人每人一把铲子，在这儿铲雪，一直干到晚上，这样就可以拿到木柴。假如不愿干，那就让他们在这儿坐等到新年吧。”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托卡列夫住在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霍列亚瓦的小房间里。霍列亚瓦的双腿很短，但像水银一样灵活。
“同志们，看呵，来了一大群人！瞧，还有妇女！”有人在柯察金的背后惊奇地说。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一个高高个子的干瘦老头，两颊上有深深的皱纹。技术员瓦库连科矮矮胖胖，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墩墩的大鼻子。他们两人被安置在站长家里。
保尔转过身去。
这是城里所能供应的全部东西了。
托卡列夫走到他跟前，说：
厨房是一个破旧的板棚。早上，大家在那里吃点东西，就去工地。午饭就是素扁豆汤和一磅半像煤块一样的黑面包，天天如此，单调得要命。
“给你一百个人，分配他们干活。要注意，别让他们偷懒。”
只有四个房间的水泥地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夜里，四百个人和衣睡在上面，他们的衣服被雨淋得湿透，溅满泥浆。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肮脏的泥水直淌。他们用不堪入耳的粗话咒骂这该死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大家一排排地躺在只铺着薄薄一层干草的水泥地上，紧紧地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衣服冒着热气，但是焐不干。雨水渗透遮挡窗洞的麻袋淌到地上。密集的雨点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发出急促断续的响声，风从破门缝里直往里吹。
柯察金给这些新来的人分配工作。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穿着有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暖和的羔皮帽，气愤地转动着手里的铲子，与他旁边的青年女子说着话。这个女子戴着狗皮帽，帽顶还挂个铃铛似的小绒球。他说：
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只剩空架的石头房子，显得十分凄凉。凡是能拆得下、砸得动、搬得走的，早被匪徒们抢劫一空。门窗成了大洞，炉门变成黑窟窿，破烂的屋顶上露出了房椽。
“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无权强迫我。假如请求我，那我作为一个铁路工程师，可以指挥指挥。铲雪，这不是你我该做的事。没有这样的规定，老头的做法是违法乱纪，我要控告他。谁是这里的工长？”他问身旁的一个工人。
新开的路基一天天向森林延伸，越来越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