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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二日
“切尔……温斯基。”
博亚尔卡没有来人参加省团委的全体会议。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匪徒们把一列运粮食的专列弄出轨了。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筑路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秃头的心仿佛停止了跳动，打着嗝儿说：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公民，您贵姓？”一个穿军大衣的人问他。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当时正在车站。看到从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处抬下来几具僵硬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谁也没有答理他。秃头走出办公室，急忙下楼，轻松地舒了口气，把临街的门打开。
十二月二十四日
“那好吧，我是个非党专家，因此你们有权利不信任我。但我问心无愧，要是我做得不够，那是因为我力不从心。”
刚从朱赫来那里回来。原来，消息是确实的：昨天夜里奥尔利克匪帮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和匪徒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交通线，直到今天早晨，朱赫来才得到确切的消息。匪徒被击退了。托卡列夫负了伤，胸部被子弹打穿。今天就能被送回来。弗朗茨·克拉维切克那天夜里担任警卫队长，他被砍死了。是他发现了匪徒，鸣枪发出警报。他边退，边阻击敌人，但没来得及逃到学校就被砍死了。筑路工程队里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有一列装甲车和两个中队的骑兵防守。
他差不多已经放下心来，一面将文件收到公文包里，一面说：
现在由潘克拉托夫担任筑路工地的主任。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鲁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统统砍死了，一个不留。一部分非党非团人员，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徒步离开了工地。
秃头本来预计的结果更坏。当然，因为怠工而被撤职，这说明已经怀疑他是否可靠，但这毕竟是小事一桩。至于博亚尔卡的事，他倒可以不必担心。因为这不在他的管辖区内。“呸，见鬼，我还以为这些人已经摸到什么情况了呢……”
十二月二十五日
“……鉴于铁路林业委员会领导人公然消极怠工，决定撤销其职务，并将此案交侦查机关审理。”
托卡列夫和其他几个伤员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要救活这位老人。他仍处于昏迷之中。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朱赫来站起身来，到前厅去打电话。他回来时，省执委会主席已经读到决议的结尾部分：
省党委和我们都接到了从博亚尔卡发来的电报：“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窄轨铁路建设者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骑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共同向你们保证：克服重重困难，一月一日前定将木柴运进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书记员别尔津。”
省执委会主席读了递给他的条子，朝朱赫来点了点头。
在索洛缅卡我们按军队的仪式为克拉维切克举行了葬礼。
朱赫来一面继续注意听秃头的答话，一面在笔记本上写道：“我认为这个人应当好好审查一下：这里不是一般的工作能力问题，我这儿已经有一些关于他的情况……不必再与他纠缠，让他走，我们好谈正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指日可待。但是，工程进度十分缓慢，因为伤寒病每天都要夺走几十个急需的劳力。
他像条鳗鱼似的滑来滑去，避免正面回答问题，眼光不停地四处溜动。他本能地感到大祸已快临头，既害怕，又焦躁，只想赶快离开这里回家。家里他那晚上靠保罗·德·科克的小说消磨时间，风韵犹存的妻子正在等他回去共进丰盛的晚餐呢。
柯察金醉汉似的，弯着腿，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发烧已有几天了，但今天比往常更加严重。
四面八方纷纷向秃头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可他却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应付纠缠不休的债主似的。
使筑路队丧失许多劳力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袭来，但是，他的健壮身体抵抗着，一连五天，他都挣扎着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穿着暖和的短皮大衣，冻坏的双脚套着朱赫来托人捎来的毡靴，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我们对铁路林业委员会的全体人员都发突击队员的口粮，而相应削减其他工人的口粮，可你们在干什么？我们拨给你们工人的两车皮面粉，你们弄到哪里去了？”工会理事会主席继续追问。
他每走一步，都感到有什么东西猛刺胸口，疼痛难忍。浑身发冷，牙齿直打颤，两眼昏黑。树木仿佛都成了古怪的旋转木马，围着他转悠。
“这些饭桶每年每人只砍一立方米木柴！”托卡列夫怒气冲冲地啐了一口。
他勉强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那儿停着一列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有小机车、铁轨和枕木。许多随车同来的人正在卸车。保尔又走了几步，终于失去平衡。他迷迷糊糊感到自己倒了下来，头撞在地上，灼热的面颊贴在冰凉的雪上，十分舒服。
“两百人左右。”
几个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他被抬进棚子里。柯察金呼吸很困难，已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列车上请来了一位医生，他的诊断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至于关节炎和颈子上的两个痈疽，已经不值一提，都只能算作小病了。伤寒加肺炎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您那儿有多少职员？”工会理事会主席问他。
潘克拉托夫和随车回来的杜巴瓦竭尽全力挽救保尔的生命。
“我听说过有不正常现象。但我不能向领导报告别人管辖区里的事。”
他们委托柯察金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把他送回家乡。
“那您当时是否知道，是在离铁路很远的地方砍伐树木？”阿基姆问他。
多亏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特别是霍列亚瓦施加了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能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柯察金送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耽心斑疹伤寒传染，不让他们上车，对抗情绪非常强烈，并且威胁说，在路上要把这个伤寒病人扔下车去。
“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可不能负责。”他轻声地回答说。
霍列亚瓦对那些阻拦将保尔送上车的人晃动着他的手枪，大声喊道：
这句问话使秃头感到背上一阵寒战。
“这个病人不传染！他非走不可，如果必要，我们就把你们统统赶下来！你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要是有人胆敢动他一根毫毛，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把你们全部赶下车，关到牢里去。阿廖沙，保尔的这支驳壳枪给你，谁敢动他，你就朝谁开枪。”最后这句话是用来吓唬那些人的。
“这我们已经听您说过了。”托卡列夫打断了他，讥讽地冷冷一笑，仇视地瞪了秃头一眼说：“您怎么，把我们当成傻瓜吗？”
列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跟前，说：
秃头转过身来对他说：“我已经三次向铁路管理局报告，没有运输工具就无法……”
“你说，他能活过来吗？”
“您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运这木柴呢？要知道，原来负责这项工作的那些与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专家早就被捕了，这已经过去好多天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说。
没有回答。
“我很抱歉，同志。木柴我们已经采伐好了，但是没有马车运输……”他说了半句又停住了，用格子手帕擦了擦发亮的秃顶。由于好长时间摸不到口袋，只好焦躁地将手帕塞到了公文包下面。
“我们走吧，米佳，只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由我们俩负责了。今天夜里得把那些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生火试车。”
秃头耸了耸肩膀。
霍列亚瓦分别打电话给他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强烈请求他们别让车上的旅客把生病的柯察金弄下车，直到对方都肯定地表示决不容许此类事情发生之后，才去睡觉。
“废话不必多说。您的意思是铁路林业委员会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木柴供应……是不是？”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上，人们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一具尸体，就放在月台上。死者是一个不知姓名的长着亚麻色头发的青年。他究竟是谁，死因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车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列亚瓦的嘱托，赶忙跑过去阻拦，但当他们证实这个青年确已死亡，只得命令将尸体抬到停尸房。
朱赫来用指甲敲敲烟斗，想把烟灰倒出来。托卡列夫打破了沉默，用他那浑厚的低音说道：
他们又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告诉霍列亚瓦说他十分关心的那个朋友已经去世。
一时大家都不说话。让人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缓慢。
从博亚尔卡又发出一封简短的电报，向省委报告了柯察金的死讯。
“就是由于这些客观原因才使省委和铁路管理局的决议无法执行。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一个月之后，我们所能供应的木柴也不会超过四百立方米。至于要求完成十八万立方米这样的任务……这……”他在挑选他认为合适的字眼，“是乌托邦！”说完，把他那张小嘴紧紧一闭，现出一副委屈的神情。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病重的柯察金送到家之后，自己也发高烧，患了伤寒症，病倒了。
他一面用灵活的手指翻动文件，一面放连珠炮似的说：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省党委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那个秃头是铁路林业委员会的主席。
一月九日
阿基姆发现了托卡列夫斜视的目光，这使他回想起了童年：那时他们家有一只好斗的公鸡，“啄眼王”，每当准备猛扑时，就是这样斜着眼睛打量对手的。
为什么心中如此难过？还没坐下来动笔，就哭过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也会失声痛哭，而且还哭得如此伤心！难道眼泪只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出于痛彻肺腑的悲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恰恰发生在今天这个时刻，今天是取得胜利的大喜日子，可怕的严寒已被战胜，铁路各站都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刚刚还参加了庆祝胜利的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全体筑路英雄而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是一个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柯察金。
托卡列夫坐在省执委会主席旁边，胸口贴着桌子。这老人气愤地捻着胡子，不时斜眼瞅一下那个秃顶的矮个子，那人大着嗓门儿正罗罗嗦嗦地废话连篇，就像鸡蛋壳一样，空洞无物。
保尔的不幸使我发现了真情：他对于我，比我原先所想的更亲，更宝贵。
十多支烟卷冒出来的灰色烟雾飘浮在不大透光的吊灯罩下，缭绕在省执委会主席坐椅的上方，朦胧的烟雾中，围着桌子坐在办公室各个角落里的人影，隐约可见。
日记就写到这里为止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提笔再写。明天我要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工作。
陷入沉思的朱赫来从嘴里取出短烟斗，小心地拨弄着里面的烟灰。烟斗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