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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伯利亚的森林，
除了刚读过公文的执委会主席，谁也不知道公文的内容。但是，当地居民的嗅觉却像狗一般灵敏。这里，三个小商人中必有两个搞点走私活动，这种行当使他们有能够预测危险临头的本能。
到不列颠的海滨，
在执委员会门口，骑兵咚地一声跳下马，手扶军刀，踏着笨重的靴子，咚咚几响，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从他手中接过信件，把它拆开，在信封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根本不让马有喘息的机会，立即又跳上马鞍，沿原路疾驰而去。
最强大的力量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三辆套着壮马的大车已经赶到区执委会来了。车上的人低声交谈着。从财务科里搬出几只密封的口袋，装上了车。几分钟之后，响起了车轮在公路上滚动的声音。柯察金带领一支队伍护送这些大车。到专区有四十公里，其中二十五公里要穿过森林。他们安全到达，把贵重物品都存放到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内。几天以后，有一名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夫疾驰而来。小镇上那些好看热闹的人惊讶地注视着这骑在马上的人和累得满身大汗的马。
是我们的红军！
“去吧，阿妞特卡，他一个人在那儿。”
接下去，又是女声合唱：
“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早就在等他吃午饭了。”妞拉说。
嗨，那边山上收割忙……
保尔从他办公室里出来时，天已晌午。利西岑的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叫她阿妞特卡，她是个怕羞的女孩，严肃得跟她的年龄不相称。每次见到保尔，她总是很有礼貌地微笑着。这次她也是用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握手，一面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后一甩。
红军的哨兵高兴地微笑着迎接这支游行队伍，波兰士兵显得惊慌不安。举行游行一事，虽然事先已经正式通知波兰方面的指挥部，但游行队伍的出现仍然引起他们的不安。野战宪兵骑巡队急忙四处巡逻。边界的哨兵比平时多了四倍。此外，为了应付意外事件，在洼地里还埋伏了后备队。然而，这支热闹欢乐的游行队伍始终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进，到处飞扬着他们的歌声。
整整一个小时，利西岑没有再接见第二个人。
小丘上站着一个波兰哨兵。游行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来了。乐队奏起了进行曲。这个波兰哨兵放下肩上的步枪，枪贴在脚边，向大队行了个注目礼。柯察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用波兰语说：
“你坐下，我们谈一谈。”他握了握保尔的手，说。
“公社万岁！”
利西岑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可以看到每一个走进区执委会的人。这时，柯察金出现在台阶上。不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
从哨兵的眼神里也可看出，这句话是他说的。保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现发现波兰多次派遣大批匪徒越境，可能骚扰边区。希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贵重物品可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是朋友！在这波兰哨兵的军大衣里面跳动的是一颗同情游行群众的心。于是，保尔轻轻地用波兰语说：
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
“同志，向你致敬！”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尼古拉·利西岑在边防区工作，生活过得平静安宁。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报告。可是，眼前这份电报仿佛又使他回到了战场。电文十分简短，上面写着：
哨兵落在后面了。他注视着游行队伍从身旁走过，步枪依然贴在脚边，始终保持行注目礼的姿势。保尔几次回头，看看那个穿着黑衣的小小身影。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波兰哨兵，胡子已经花白，镶着镍边的帽檐下露出一双暗淡无光、毫无表情的眼睛。柯察金仍沉浸在刚才听见那句话后产生的激动心情之中，他仿佛自言自语地，先用波兰话对他说：
一个秋天的夜里，他这个一直只是制造武器的人第一次拿起了武器，从此就卷入了革命的风暴之中。为了革命和党的需要，他转战南北，身经百战。这个图拉兵工厂的工人走过了光荣的战斗道路，从一个红军战士成长为一名团的指挥员和政委。
“你好，同志！”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指挥”车床。他的祖父、父亲和他自己几乎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在这个厂里干着切、削钢铁的活儿。
但是毫无反应。
别列兹多夫区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才二十四岁，但是与他共事的党内外干部都不知道这一点。他魁梧强壮，不苟言笑，有时甚至过于严厉，看上去倒有三十五岁。他身体结实，粗壮的脖子上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褐色的眼睛冷静而锐利，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色马裤，“见过世面”的佛朗奇式的灰军服，左胸口袋上挂着一枚红旗勋章。
加夫里洛夫笑了。原来，他全听到了。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收到的紧急电报，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插在松软美丽的鬈发里，好久没有动弹。
“你的希望太大了，”他说，“在边界上除了普通的步兵之外，还有宪兵。你看见他的袖章没有？这是个宪兵。”
外面很热。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一枝樱桃树枝悄悄地伸了进来。在路的那边，执委会办公室对面是一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尖顶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窗外小花园里，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敏捷地觅食。它们跟周围的小草一样，淡淡的绿色，毛茸茸的，娇嫩可爱。
游行队伍的排头已经开始下坡，朝一个被边界分成两半的村庄走去。苏维埃境内的半个村子已作好隆重欢迎客人的准备。村民们都集合在界河上的小桥附近。道路的两旁，小伙子和姑娘们已排好了欢迎的队伍。在波兰境内那半边，屋顶上和棚顶上都站满了人，他们注视着河对面所发生的事。有些人家的门口和篱笆旁也聚着一群群人。当游行队伍走进夹道欢迎的人群里，乐队高奏《国际歌》。接着人们在一个草草搭起来的，挂满青枝绿叶的讲台上发表动人的演说，其中有初出茅庐的青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柯察金也在会上用乌克兰语发表了演说。他的话飞越国界，对面的人都能听到。但是波兰当局唯恐这些讲话会打动人心，决定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宪兵巡逻队在村里来回奔跑，用马鞭把居民赶回家里，还朝屋顶上开枪。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了这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又给了他一个任务：负责把分散在新区各处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共青团组织。看，生活多么曲折多变啊！
街上没有人了。枪声一响，屋顶上的青年人也给赶跑了。这一切，苏维埃这边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皱起了眉头。这时，一个牧羊老人被青年们簇拥着上了讲台，他义愤填膺，激动地说：
他在省委会里领了卷在一起的两张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痛苦，他几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就动身去母亲那儿了。一连两个星期，老太太不断地用热气熏，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走路已经可以不用手杖了。保尔心中充满了喜悦，绝望又变成了希望。列车把他送到了省会。三天以后，组织部交给他一份介绍信，派他去省兵役局在主管军训的部队里担任政治工作。
“好哇！孩子们，你们瞧！他们过去一直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现在，村子里这样的事已看不到了，再也没人用鞭子抽打农民了。地主老爷完蛋了，抽打我们脊梁的鞭子也见不到了。孩子们，要牢牢掌握好这个权哪。我老了，不会讲话，但想说的话好多好多。在沙皇的时候，我们一辈子就像老牛拉车一样，苦得很哪！看看那边的老百姓，我真为他们难过……”他用瘦得皮包骨的手指指着对岸，抽抽答答哭了起来，只有小孩和老人才会这样哭泣。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的工厂。他拄着手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不止一次来信，让他回家探望，现在他又想起老人家临别时对他说的话了：“只有在你们生病或者受伤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接着，格里沙·霍罗沃季科上台发言。加夫里洛夫一面听着他那愤怒的讲话，一面勒转马头，仔细观看对岸有没有人记录。但是，对岸空无一人，连桥头的岗哨也撤走了。
柯察金已患了重感冒，但他不愿落后，于是，瞒着同志们仍然去参加劳动。一星期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已堆积如山，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潮湿的气候又唤醒了他血液中处于半睡状态的敌人——保尔发烧了。他得的是急性风湿病。在医院里折腾了两个星期。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没有偏见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了他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但是，他气忿地拒绝接受抚恤金。
“看来，不会向外交人民委员部提抗议了。”他开玩笑地说。
入冬之前，从上游流放下来很多木排，把河道都快堵塞了。秋汛时，河水泛滥，把木排冲散，木材随着河水往下漂去。索洛缅卡区又派出自己的团员去打捞宝贵的木材。
十一月底，一个秋天的雨夜，安托纽克和他的“七人帮”终于恶贯满盈。这伙豺狼到迈丹维拉参加一个富裕移民的婚礼，被赫罗林的党团员跟踪追击，当场捕获。
“我这样做既是为自己，多少也是为了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那他就一文不值。我还有一个骂人的坏习惯。同志们，我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坏毛病，但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所以我现在还不说，马上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不过，这骂人的毛病我也一定要彻底改掉的。”
女人们在闲谈时，把这些客人也来移民所住的大农庄参加婚礼的消息漏了出来。赫罗林的十二个党团员立刻集合，带上了所有的武器，赶着马车，直奔迈丹维拉。同时，又派一名通讯员骑马去别列兹多夫报告。报信人在谢马基遇到了菲拉托夫的剿匪队，于是，这队人马立即赶去。赫罗林的青年们已把农庄包围起来，并且同安托纽克匪帮交上火了。安托纽克和他的几个党徒躲在小厢房里，一发现有人，就开枪射击。他们曾冲出厢房，妄图突围，但是赫罗林的党团员一枪打倒了一个匪徒，又把他们赶了回去。安托纽克曾不止一次陷入这样的绝境，但每次他都安然逃脱：手榴弹和黑夜救了他的性命。也许，这次，差一点又会让他逃走，因为交战中赫罗林支部已经牺牲了两个同志。幸好菲拉托夫及时赶到，安托纽克明白，他已陷入绝境，无路可逃了。他们仍然负隅顽抗，从厢房的每扇窗户里向外射击，直到拂晓，才被抓住。七个匪徒中没有一个投降的。为了消灭这群豺狼，牺牲了四个同志，其中三人是新近建立的赫罗林共青团支部的团员。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柯察金的军训营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的秋季大演习。他们在一天之内，冒着倾盆大雨开到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师的宿营地，从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军训营营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骑马，八百名准备入伍的青年好不容易走到军营，立刻就躺下睡觉。师部给他们这个营的命令下达晚了，第二天清早就要开始演习，刚到的这个营应当接受检阅。他们在操场上集合整队。过了一会儿，从师参谋部来了几个骑马的人。这个军训营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现在面目一新了。古谢夫和保尔为训练这个营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因此信心十足。当正式检阅完毕，军训营已经完成了操练和变换队形的表演之后，一个相貌英俊、但皮肉松弛的指挥员严厉地责问保尔：
“我再不吸烟了。”
“您为什么骑马？军训营的营长和政委演习时都不应当骑马。我命令把马送进马厩，徒步参加演习。”
一阵沉默。茨韦塔耶夫那种尖刻的语气使大家都很不愉快。保尔没有立刻答话。他慢慢地从口袋内取出烟卷，把它揉得粉碎，然后轻轻地说：
“不骑马我就不能参加演习。”
“话说得挺响亮。柯察金就爱说漂亮话。要是戳穿了他的西洋景，结果会怎么样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什么好处？知道的。那么应当戒掉——可又做不到。不久前，他还在小组里‘宣传文明’呢。”说到这儿，茨韦塔耶夫变了一种语气，用冷嘲热讽的口吻说：“让他回答，他是不是还在骂人？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很少骂娘了，但一骂起来就非常厉害。’传道容易，当圣徒可难哪！”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