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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楼梯的扶手上揩掉手指上沾着的绿汁,随他进到屋里。
冈特神父从这座时运不济的房子里敏捷利落地退步抽身了。堕落的女人。疯女人。汤姆自由了,我的汤姆,可爱的人。但是,我还剩下什么呢?
他说:“萝珊。”他的口吻跟多年前一模一样,好像这不过是上次交谈的继续。根本没有“你好啊,近况如何”之类的嘘寒问暖,冈特神父开门见山。他带着医生要宣布什么重大信息时的风范,但是,他的方式与格林医生要向我的“秘密”转弯抹角地发动攻势时那种友好的察言观色截然相反。我厌恶他吗?应当不会。但对他这个人,我完全无法理解。我无法想象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持之以恒。他登上台阶,走进窝棚之前,倒是看了一眼我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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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拎着一只小皮箱,上面坑坑洼洼,斑痕累累,一看就知道有年头了。按理说,这人应当算是一位老朋友了,我们相识多年,而且一直有来有往。他确实有资格书写我的个人历史,因为他曾经见证了其中一些稀奇古怪的篇章。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当时正值盛夏,他穿着一身呢子衣服,大汗淋漓。他的衣服都是从都柏林市中心玛尔博大道的神职人员服装专卖店订购的——想不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细节。他这身衣服看上去都是崭新的,而且样式相当美观,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尤其是那件法衣,如果换个颜色,再稍微裁短一点,女士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穿出去参加舞会。他拐进小院门的时候我正在侍弄玫瑰,他的突然出现令我大吃一惊,因为已经很久很久没人造成过这种拨开门闩的声音,除了我自己,深夜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外,在沙丘上和沼泽里散散步,不过经过这几个星期的暑热,湿地都干了,踩上去颇有弹性。我看上去应当还算体面,不同于后来,我当时还有把剪刀,可以对着汤姆剃须的小镜子给自己剪头发,我的连衣裙洗得干干净净,因为是搭在灌木丛上晾干的,所以还带着棉布那种可人的浆硬感。
昨天晚上家里鸦雀无声。好像,最后呼唤过我那么一次之后,她再也不需要我了。这种想法把我从恐惧之中解脱出来,然后,我进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我感到一种自豪,因为我心中还有爱,虽然它深埋于一片狼藉之下。也许她也被埋葬在那里。我不再满怀畏惧,而是带着黯然神伤的眷恋侧耳倾听。毕竟我深切地知道,阴阳两界相隔遥远,从此一去再无闻问。不过,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状态。应该算是欢乐吧。它转瞬即逝,但是,就像为一位摇摇欲坠、在悲哀中阵痛的病人提供咨询,我建议自己做个记录,只有诉诸笔端,才能铭记于心,并深信不疑,以便他日当我再次被黑暗的情绪淹没时,可以记取今日片刻的欢愉。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调动起任何英雄气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部虽风尘碌碌,却别开生面,名为《生活》的电影中,我们个个都是自己故事里的英雄。我这个说法不知是否经得住考验。
冈特神父终于再次登门拜访的时候,他孤身一人。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位神父总是孤身一人的。毕竟,他们永远不会有一位枕边人。冈特神父还是那么志得意满,但是好像见老了,我注意到他的两鬓已经开始脱发,逐渐向后秃,好像海潮渐退,就此一去无回。
《圣经》里哪一段说到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来着?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也记不太清楚。我想,那个天使就存在于我们依然纤尘不染的心灵深处,是善于体验幸福喜悦的行家里手。并孜孜以求,乐此不疲。但是……我还是就此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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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这是一个对精神病医生来说堪称可悲的概念。但我已上了年纪,饱尝悲伤,而这种悲伤初来之时曾排山倒海,几乎将我置于死地,至少令我皮开肉绽,危在旦夕,如今痛定思痛,我只在这本小记里私下倾诉自己的秘密,未尝不可吧?说实话,理智已经令我厌倦得要命。就算洞明世事,一切又能怎样?还不是天马行空的迂谈阔论?
我需要准确地回忆往事,而不是选择性地回忆那些于我有利的事实。我已经没有时间享受那样的奢侈了。
又读了一遍冈特神父的供词。我不禁感慨万千,像他这样无所不知、心如铁石、不依不饶的神父如今是否还在横行无忌?估计这种人还存在,只是不公开而已。回顾爱尔兰的历史,也许德·瓦莱拉为自己来历不明的出身感到惴惴不安,所以要靠对神职人员的信任寻求安慰。然而,他虽然在宪法里把他们捧得高高在上,毕竟还是顶住了当时在位的红衣主教对他施加的压力,没有把天主教会定为法定教会。感谢上苍,他没有做得那么过分,但是,他已经过激了,远远超出了他应当守住的底线。他的领袖生涯半是天使半是魔鬼,有时则二者集于一身。独立战争期间,他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军,其时代表爱尔兰共和军的是反对《英爱条约》的势力,内战结束后,他被关进了监狱,三十年代,他再次当权时,发现以前的战友们不仅对抗条约,而且对他也颇多微词,于是他开始对他们进行不遗余力的镇压。这种背信弃义一定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令他坐卧不安。冈特神父提到了一个叫约翰·拉维奥的人,他在萝珊的一生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二战爆发后,他最终被德·瓦莱拉无情地判处了绞刑。拉维奥其他的同伙则受到鞭刑,我还没听说过在爱尔兰有鞭刑,更不用说绞刑了。冈特神父说行刑用的是九尾鞭,打了三十六下,听起来明显是用刑过度。但对德·瓦莱拉来说,这肯定像鞭挞和绞死他自己的儿子,或者是手刃年轻时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的儿子一样。这一切给他造成了另外一种心神混乱。这个国家奇迹般地从早期的苦难和创伤中恢复过来,德·瓦莱拉不得不实施的高压政策也得到了人们的谅解。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追溯一下爱尔兰上一代政治家们荼毒的罪行,还有那么多神父,他们的犁耙与耒耜肆意摧残了无数儿童天真的心田。冈特神父拥有的如此极端的权力必将导致极端的腐败,其不可逆转性显而易见,势必如同日夜的更替。
亲爱的读者,我暂时就称你为神,神啊,亲爱的,亲爱的神明,我正在搜肠刮肚地回忆。如果我的记忆难免有偏差与疏漏,请原谅我,原谅我。
我有一个猜想,就是德·瓦莱拉避免参与二战,保持爱尔兰中立,并非由于他畏惧内部的敌人,或者忧虑新国家的分崩离析,而是他想进一步肃清人们的七情六欲。这是神职宗旨的扩展和延伸。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他针对的应当基本上是男性的情欲。
我怎么可能独自在窝棚里一住就是那么多年?除了每星期去取一次杂货,我从来不跟人说话吗?想来确实如此。我的生活虽然无所事事,欧洲却正值多事之秋,战争又爆发了,就像我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那场战争一样。但是,这次我可没有看到身着戎装的士兵。我的窝棚仿佛是一座巨钟的中心,浅滩岭的岁月围绕着它斗转星移,星期六晚上有风驰电掣的车辆,夏天有拎着沙桶的孩子,冬天有源源不断的椋鸟,门前有阴晴不定的月亮山,山上有花如细雪的石楠,它们百般抚慰着我的心灵。我也尽我的微薄之力,悉心照料廊前的玫瑰,花期过后,我要给它们剪枝,为休眠期做好准备,然后,等到生长期来临,我就可以眼看着花蕾日渐丰满。我的玫瑰叫作“安妮的怀念”,我刚刚想起来,这个品种是在都柏林的园林里培育出来的,它的原种玫瑰就是著名的“马尔梅松的怀念”,马尔梅松城堡是约瑟芬的故居,她在那里以自己亲手培育的玫瑰来纪念拿破仑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