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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我很疲倦，提前回到家里，然后不管不顾，径直走进了贝特的房间。我应该已经超越了自悔和自责的状态。该说的都说完了，该做的也都做过了，尘埃落定，我孑身一人，我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躺在她的床上，感觉离她很近。空气里还有她飘忽的清芬，是罗莎花露水，以前每次出国，我都要在机场的免税店里寻寻觅觅。我感到莫名的轻松，没有任何不快之感。她离去的现实成为一种奇异的逆反的抚慰。在那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变成了她，躺在那里，而我，那个身外的真我，正在楼下的老卧室里，我试想该如何看待楼下那个我。一个才疏学浅、背信弃义、没心没肺的人？但是，他的存在毕竟不可或缺，即使远隔在地板和天棚的另一面？不得而知。与贝特将心比心也无法知晓。但在这短暂的几分钟时间里，我感受到了她的勇气，她的善良，她的正直。这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我曾经貌美如花，但美丽终有尽头。
珀西·奎恩从斯莱戈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随时等待我的光临。那么接下来，我真得集中精神把这件事办好。他信里的态度如此和蔼可亲，所以在回信里，我借此机会问起，他知不知道斯莱戈皇家爱尔兰警队的旧档案存放在哪里，如果找得到的话，他能否再帮我个大忙，查一下约瑟夫·克莱尔这个名字是否登记在案。不知经过内战烽火岁月的洗礼，这些机密文件还是否幸存，有没有哪所机构还把它们保存至今。当年，自由邦的国民军执意要把反约派的非正规军炸出都柏林四法院，不惜将几乎所有的民事档案付之一炬，包括出生证、结婚证，还有很多其他弥足珍贵的资料和记录，崭新的国家还未成型，他们就不惜将历史回忆销毁殆尽。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使用了英国人提供的枪支武器，轻而易举地相信英国人是以优雅的绅士风度，慷慨解囊地援助爱尔兰新政府，而非不怀好意，借刀杀人。当然，在给珀西的回信里，我并未提及这些想法。写信的过程中，我忽然想起，他也出席了在小水脚举行的那次不幸的医疗会议，不过，既然他对此讳莫如深，我也就只字未提。
下面的沙地上到处群魔乱舞，仿佛广场舞厅扩大了规模，占据了整个斯莱戈湾。大雨如曳地长裙，风驰云卷，扑地掀天，时有雨柱如巨腿，顿足而下，浅滩岭和罗斯岬之间的整个世界被上百万条灰色的笔画涂抹得面目全非。我这时才意识到，下到海滩上也许并非明智之举，天公竟不作美，风暴比刚才有过之而无不及，雨水滔滔滚滚，狂风势如破竹，胡拉乱扯着我和我的肚子还有肚子里伸展手肘和膝盖的小东西。
千头万绪之中，我们竟然敲定了房屋引爆的时间，日期迫在眉睫。我得不断提醒自己。大结局近在咫尺，毕竟令人难以置信，虽然医院里到处都是打包停当的物件，每天都有卡车和货车进进出出，将这些东西陆续拉走，堆积如山的文件和信函都入库了，几十位病人已经搬走了，而且忽然之间，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连那些可怜巴巴的黑衣老头儿也找到了归宿，其中有些人还暂时回到——我几乎要脱口而出，回到人世了。收容他们的机构正式的名称是庇护所，难得有这样一个恰如其分又颇具人性化的说法。根据我的审核，那里完全名副其实。最后，剩余的病人会搬进新医院。噢，但是，我必须对萝珊给出结论了。
我感觉脚下开始蹚着浅水，这表明我偏离了正确的路线。我知道，汽车轰鸣着开往舞厅的沙道位于沙滩的高处，那里在夏天的晚上几乎是干的。而我恐怕正走向青野河的入海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前面凶多吉少，我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高耸的山脊在哪里，隆起的陆地在哪里？浅滩岭在哪里，兔儿岛又在哪里？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忽然，前方出现了一个怪物——不，不是怪物，是一个巨大的石礅，是通向兔儿岛的缆桩之一，沙地上有一列缆桩标示着最安全的路线，涨潮时，这条路线是最后被海水淹没的。海潮已经开始上涌，在风暴的呼啸声之外，我听得到海潮奔腾的足音，那是大海渴望拥抱陆地的声音。我走到缆桩旁边，扶着石头稍事歇息，试图平复自己，找到缆桩给了我极大的安慰。除非是我完全走反了方向，否则我判断河流在我右侧，浅滩岭在我左侧。缆桩上有个锈迹斑斑的铁箭头，指向兔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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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畏惧的铁人应该依然站立在他的礁石上，指向安全的深水区，世世代代为船只指引着方向。但他没心思跟我浪费时间。
我走了一程又一程，这些念头反复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同时我挺着大肚子，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肯定大煞风景，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还有些自知之明。
我必须继续我的长途跋涉，如果待在这里，海潮不久就会涌进来，打湿我脚下的沙滩，然后慢慢涨到缆桩的高度。大潮的时候，多数缆桩都会被完全淹没，这里会成为潜流与鱼群的国度。同时，我也不敢轻易返回崖岸，因为多处会有洪水泛滥。总之，此地不宜久留。我把缆桩抛在身后，向着箭头所指的方向进发，又走入无边无际的风暴之中，祷告自己能沿着一条直线，到达兔儿岛。
我不知自己走了几个小时，只记得路途遥远，步履艰难。病痛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对它的感受已被更为迫切的当务之急取代了。我走啊走，心中逐渐升起莫名的飘飘然的感觉，好像这次出行胜利在望。我对自己说，她肯定会对我伸出援手，救我一命，毕竟她也是女人，而我怎么说也做过她的儿媳。要不是罗马从中作梗，我至今还是她的儿媳。我第一次去她家拜访的时候，她的确曾经对我冷若冰霜，但是，历经这么多年的沧桑岁月，她一定已将过去的恩怨完全释怀——但愿如此。
电光闪烁，如一道蓝色的狂怒划破暴风雨，忽然，我看到了近在咫尺的鸟喙峰，像一艘巨轮的船首，向我压将下来。不对，不对，鸟喙峰应当还在几英里开外呢。但至少，我的大致方向没错，不久，我找到了另一个缆桩。哦，我全心全意感谢铁人的指点。现在我可以模糊看到前面兔儿岛上山岗的轮廓。我继续艰难前行。离开这第二个缆桩之后，我感觉羊水破了，两腿间湿漉漉暖烘烘的。又走出了酸痛的一百步，我到达了遍布礁石和黑海带的区域，于是开始沿着陡峭的小路向上爬。要不是刚才风暴暂时减弱，我可能已经被惊涛骇浪吞没了。但这时，风暴又再次向我逼近，好像一屋子的疯子蜂拥而至，四壁是密不透风的水墙，屋顶是熊熊燃烧的万钧雷霆，我跌倒在乱石中间，气喘吁吁，挣扎在死亡边缘。
那个二月里的一天，我踏上了去斯莱戈的征程。出发之前，我花了一两个小时梳洗打扮。头天晚上我把连衣裙洗了，然后整夜在半死不活的炉火前试图把它烤干。早晨穿在身上还是有点潮湿。站在镜前，我用手指反复梳理了头发，不知为什么，我怎么都找不到我的梳子了。在一管口红里，我发现了最后一点亮色，于是把它涂在嘴唇上。要是家里还剩下一些面粉就好了，幸而窝棚的壁炉是硬石头砌的，我从上面抠下来一些石膏粉，在手里挤碎，然后尽量均匀地涂在脸上。出门到镇上去，无论如何，总要看起来大方体面。我对着镜中的自己，像米开朗琪罗对着他的西斯廷天顶，精琢细画。但对那件旧大衣，我是完全无能为力了，但我还是撕下了床单的一角，绕在脖子上权当围巾。我没有帽子，反正外面狂风大作，有帽子恐怕也戴不住。然后，我走出家门，走上山坡，很久没有朝这个方向走出这么远了，我走过街角的爱尔兰教堂，走上了浅滩岭路。大路向远方伸展，一眼望不到头，真希望能找到一架跟我同样大腹便便的德国飞机，搭个顺风车。在我的右侧，大山拔地而起，我想起自己曾经多么身轻体健，翻山越岭易如反掌。那遥远的从前已经恍如隔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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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冷，我终于开始生病了。不再是早上的孕吐，孕吐恶心的时候我就冲到窝棚后面，在长草和石楠中间对着风干呕。这是另外一种病苦，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腿里煎熬，让我胃痛。我的身体越来越沉甸甸的，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很吃力，我担心自己遇到什么不测，一下卡在那儿，就此搁浅，我为腹中的胎儿愁眉不展。有时，我会看到小小的臂肘和膝盖在肚皮下面蠕动，谁能忍心给这样无辜的小生命带来危险？我不清楚自己怀孕几个月了，心里害怕自己随时会开始生产，如此远离人群，孤立无援。我后悔没有跟梅说上话，或者叫住杰克，后悔当时为什么没有求求他们，但是我的身体状况昭然若揭，他们一定都看在眼里了，却没有对我伸出援手。我知道在美国大平原上，土著女人会独自走进灌木林里生孩子，但浅滩岭不是美利坚，我也不愿只身涉险。多年一个人生活，我已经掌握了一套独立生存的本领，但是现在不同了，我身怀六甲。我向神祈祷，求他助我一臂之力，我成千上万次地叨念主啊主啊，虽然没有双膝跪地，只能从我坐的椅子上向他求援。我知道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不是为我自己，我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而是为了孩子。
我醒过来了。风暴依然在四周咆哮。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头脑里的意识支离破碎。在半昏半醒的状态下，我把自己挪到一块布满青苔的礁石前，背靠石头。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周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我有个疯狂的念头，就是我已经死了。其实，我离死还远着呢。每隔一段时间，分不清是几分钟还是个把小时，我的四肢百骸就会被某种巨大的力量猛攥一次，从头顶心一直疼到脚指头。疼痛如此剧烈，已经超出痛感的范畴，但我想不出别的语言来形容它。不知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我把自己拉了起来，双手扶地，双膝跪着。我绝望地注视着前方，在铺天盖地的雨幕下，我以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站在那里，注视着我。但是很快，雨线模糊了我的视野。我对着那个人，不管是什么人，放声大叫，叫啊，叫啊。但又一次阵痛扼住了我的全身，好像有人对着我的脊椎猛砍了一斧。是谁在大雨里看着我？为什么不过来帮帮我。又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感到海水开始从兔儿岛上退潮了，就连我的血管里都感觉得到。这场风暴一定是天国的烈焰落入了人间。或者，难道是我在大雨中着了火。我的肚子好像是一个烤面包炉，越来越热。人世的钟点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疼痛的钟点。阵痛是越来越频繁了吗？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了吗？是夜幕降临，还是风暴使天空越发黑暗了？难道我瞎了，怎么看不见了？忽然，我开始流血了。我低头看着两腿之间。我伸出双手，就像伸出一对翅膀，准备接住从天而降的礼物。但是，天上什么都没掉下来，倒是有什么东西穿过我的身体往下掉。我的血一股股流淌在潮湿的石楠上，我的血对着神明呼喊，求神明帮助。帮助这个苦苦挣扎的生灵。我的血放声大叫。不对，不对，我简直发疯了。我的两腿间只有炭火，一圈红彤彤滚烫烫的炭火。在炭火中间，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脑壳，几秒钟过后，一个小小的肩膀，上面沾满了我的血肉。还有小脸儿，小胸脯，小肚皮，两条小腿儿，连风暴都倒吸了一口气，暂时安静了，我抱起那个还拖着脐带的小人儿，抱到嘴边，不假思索就咬断了脐带，风暴又攒足了力量咆哮起来，我的孩子也顿时开始成长，仿佛在黑暗的鞭策之下迅速成型了，他用力吸进平生第一口空气，如获至宝，用他小人国的大嗓门放声大哭起来，稚嫩的声音呼唤着兔儿岛，呼唤着斯莱戈，呼唤着我，呼唤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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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终于无法挽回了，是不是？”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她走进了院落。我望着她的背影，对她的话暗暗称奇，同时也在揣测她的言外之意，是冷嘲热讽呢，还是大失所望，或者就是据实以陈？我怎么都无法参透。他们夫妻二人径直走进了那座房子，头也不回。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风暴已然止息，好像斯莱戈的空间终于褪下了粗鄙的衣裙，一切焕然一新。但是我的小家伙哪去了？血肉脐带胎盘都还在。我大吃一惊，一跃而起，像刚出生的马驹一样头晕目眩，脚底虚浮。我的宝宝呢？恐惧和焦虑灌注了我的全身。我怀着天下所有的母亲，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具有的同样狂野的渴望和刚烈的决心，拨开石楠和灌木丛，转着圈到处寻找。我呼喊着，谁来帮帮我啊。湛蓝的天空广阔寂寥，直通天国。
她忽然显得局促不安，继而怒形于色。我当时的状态的确不堪入目，穿着几乎见不得人的寒酸的大衣，褐色的鞋子快变成木屐了，因为我没有鞋带可系，它们需要系那种细长精巧的鞋带，而在浅滩岭这样的小地方，杂货店里根本没有存货。是的，我露出了小腿，我也知道这又是一桩罪状，但是我没有长袜可穿，至于大衣下高高隆起的腹部就更不用提了。
风暴已经过去多久了？我不知道。
有一天，一个穿着貂领大衣的漂亮女人走过时看了我一眼。她打扮得雍容华贵，黑皮靴擦得锃亮，栗色头发的发型要在发廊里坐个把小时才能完成。我的窝棚对面有座老房子，四周围墙高耸，她正朝那里的大门走去，里面传来晚会的声音，留声机放着葛丽泰·嘉宝唱过的那首歌。我还以为她认识我，所以一反常态，在路上停了下来，倒不是有心的。令我惊讶的是，我一眼看见杰克·麦科纳提正在院门里，一如既往穿着风流倜傥的大衣，但是，看上去心事重重，筋疲力尽。也许那段日子里，整个世界在我眼里都是同样的风雨萧条。我心念一动，这可能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梅，他娶的戈尔韦的大家闺秀。那么，她就是我的嫂子了，至少，曾经算是。
我仰面跌倒，胯骨磕在石头上。一股血平稳地从我的身体里涓涓流出，深红的血液，温暖而晦暗。我躺在那里，望着这个世界，仿佛我的脑袋中弹了，海上风平浪静，长嘴的沙鹬在退潮的水线上衔着贝壳，叨着草根。我反复叨念着：“帮帮我吧。”但是除了那些鸟，周围杳无人迹。岛上不是有几座房子吗，隐藏在背风的角落里？没人来帮我找找孩子吗？难道一个人都不能来？
对于这些纷繁过往，我不过是个旁观过客。不知那段日子里我是怎样的声名狼藉，波纹铁皮屋里的女巫，自甘堕落的女人，不可救药。仿佛在斯莱戈人们的世界边缘存在着一个大瀑布，他们日常生活里的尼亚加拉，瀑布的另一边，就是那个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女人。
我躺在那里，一种奇异的刺痛从胸前升起，是来奶了，我感觉得到。既然有乳汁，我就可以哺乳了，万事俱备。可是，我那嗷嗷待哺的宝宝在哪里？
我身体里有了个新生命，像河流里有鲑鱼游弋。不过，不知可怜的清野河里现在还有没有鲑鱼。在杂货店里，人们有时谈起清野河，说时下河水浑浊，泥沙俱下，因为上游的渡口和港湾都在战争期间关闭了。他们也说起斯莱戈湾里的潜水艇，还有茶叶经常短缺，碧蟾粉却绰绰有余。他们或许也提到，这年头最稀贵的其实是慈悲。路上车辆稀疏，多数夜晚我的窝棚周围万籁俱寂，除了周末有骑自行车，走路，或坐两轮马车去跳舞的人们。斯莱戈还有人弄来了一辆敞篷汽车，满载着好事之徒沿着沙滩缓缓爬行，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纪。广场舞厅射出的星星灯火，完全可以作为夜空中任何德国飞机轰炸目标的信号，比如那些我亲眼看到的从贝尔法斯特归来的飞机，幸好没有任何灾祸从天而降，只除了时间里的滚滚红尘。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沿着大路向浅滩开下来。我马上意识到，那是一辆救护车，因为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已经从静谧的空气中听到警报器的呼啸。车到了沙滩上之后，继续颠簸着往前开，基本按着我在风暴中的路线，从一个缆桩开到另一个缆桩。我站起身来，挥舞着我的手臂，像一个沉船落难的水手终于看到水天交接处前来救援的船只。但是，需要救援的不是我，而是那个从这个属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的小家伙。救护人员抬来了担架，我问他们能否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哪里，我恳求他们告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