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巴里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悲痛欲绝。无法想象。她的心完全碎了。她的悲痛将我拒之门外。对她，我始终无法真正理解。
昨晚，我的精神状态又进一步恶化了。躺在床上比狗还要清醒。夜阑人静时分，一团漆黑之中，突然，贝特的电话响了。就在我头顶响起。是我给她接了第二条电话线，因为她抱怨我总是上网，她都没法用电话了。那时她说，朋友们给她打电话总是占线，所以只能留言，而我从来也不把留言转达给她。于是，我就给她接了第二条线，虽然要多花几个钱。电话就在她床边。现在，它忽然铃声大作，把我吓得一跃而起，像个卡通人物。从内分泌角度来看，可以说我被打了一剂肾上腺素，应该是吧。铃声突如其来，不可思议，令人紧张得作呕。然后，响个不停，当然了，因为没人接听。我可不愿意深更半夜起身上楼去。但是，我忽然想起，以前贝特不在的时候，电话响几下就会进入留言状态，可这次没有。可能是电话公司把留言停了。然后，我又想起，几个星期前，我不是已经给电话公司打过电话，取消了那条电话线吗？我无法确定，但是，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其中一定有什么差错。一直躺在这里任凭电话响个不停也不是办法。
她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圆满充实。住在仙境里。最后将爸爸一个人抛弃在仙境里。我是不是对她心存怨恨？不是还有我吗？再加上爸爸？为什么她就不能忍受痛苦？我知道，这么想是不公平的。我心知肚明。承受痛苦需要坚忍不拔的个性。我想写的，不是对妈妈有什么不敬，而是，萝珊真的是含辛茹苦，即使她的生活一文不名。
都是被那种敲击之声搞的。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令我心惊肉跳。神经质！我听上去可能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医生。然而，我的表现确实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神经质，相信扶乩，活人能跟死人通灵，让人联想到耶柔米山墓地里那些半死不活的坟墓，谁都不敢碰，因为已经被永久性地购买了，任凭它们腐朽，也没有生者来访，无人擦拭墓碑上的铜牌。
我的胡言乱语令人作呕。
我只能试图自我排解。昨天夜里，我又经历了一桩咄咄怪事。要是像我这样的一位病人这会儿来找我做心理治疗，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如今，我已经完全不知所措。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知道地狱的深度。悲哀之旅是穿越地心的航程，必须用沉重的器械凿穿地壳。一个弱小的人在控制台前渐趋疯狂。惊恐万状，惊恐万状，但他已难觅归途。
为什么我又潸然泪下了？
黄昏时分，我坐在她的房间里。她肯定在对我察言观色。但是，她也一言不发。我心里狂野的新仇旧恨翻江倒海，但万千思绪无论如何都不能对她言说。
重读我刚才写下的内容连我自己都感到震惊。居然把弟弟夭折的悲剧写成了一个小故事，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引咎自责。在杜伦学习期间，同学们经常互相练习心理分析，但我根本没有提起这件事。其实，过去五十年里，我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是我的生命里一个从未揭起的疮疤。现在，直面赤裸裸的事实，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段往事的严重性。但是，该如何看待它，该如何疗伤止痛？我完全无能为力。唯一可以谈心的人是阿莫达·辛，但他早就长眠地下了。或者是我的父亲，他也不在了。他一定在英国老派的彬彬有礼之下备受煎熬。
于是，我上楼到麦科纳提夫人房间里，跟她坐了一会儿。这么做似乎完全合乎逻辑。可能是《星际旅行》里史波克先生的瓦肯逻辑，可怜的是他没有人类的情感。我可是感慨良多。我没有继续调查她入院的前因后果。实在进行不下去了。我也感到很无奈，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这些反正都无关紧要。我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整个人完全垮了。特此记录，我现在不仅声泪俱下，而且浑身颤抖。
不得不承认，由于贝特的缘故，我的心思根本没放在这些事上。我的头脑饱含哀痛，像一个充满红籽的石榴。怎么挤都是千愁万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主治医师和护士们都在谈论那位受到侵犯的可怜女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但我听在耳里全是噪音。我坐在人群中间，头脑里一片喧嚣。
当然，萝珊的一生包罗万象，她是我们所能知晓的全部世界过去一百年的写照。她应当是人们朝拜的圣地，一件国宝。但她什么都不是，且身无立锥之地。她没有家人，几乎丧失祖国。一个信奉长老会的女人。人们经常会忘记二十年代第一届爱尔兰议会成立时集思广益的精神，毕竟那种劲头不久就变得三心二意了。我们的第一届总统竟是一位基督新教教徒，堪称极富诗意的高姿态。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缺失了那么多条线索，最终导致爱尔兰生活的浮世绘不可避免地分崩离析。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历史贯穿起来。无论跟哪场世界大战擦肩而过，我们都会成为一盘散沙，只需一阵风起云涌，我们全得被吹到西伯利亚。萝珊不过是荒野边缘飘舞着的一片纸屑。
碰巧，这个星期约翰·凯恩得到确诊，他的喉癌又复发了。他自己还不知道呢。要是没有其他的问题，本来这是件很令人伤感的事。但要是那件事属实，他还真不如清清白白地一命归西。他已经上了年纪，所以喉癌的发展非常缓慢。但是，他具体的岁数却无人知晓。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出生证明，因为是由养父养母带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经历了共同的命运，希望再没有其他相似之处了。他还在继续工作，主要因为没人想到要让他退休，他的年龄根本没有记录在案。另外，他的工作如此低微，很难找人接班，就算那些从中国、波斯尼亚，或者俄国来的外籍劳工也未必愿意干。再说，约翰·凯恩从来没有自发地表示过任何放下扫帚的愿望。他尤其要坚持照料萝珊，虽然每次爬那截楼梯都累得气喘吁吁，而且院里跟他说过了，完全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别人干。不得了，没门儿，一提到这个话茬，他就以叽里咕噜的方式“大发雷霆”。
我知道，自己在她的问题上陷得过深，欲罢不能。关于她的生命史，我从她口中完全问不出个所以然，而且，她会全盘否认我手上的版本。同时，这里另外还有一打人需要我处理，我得倾听，交谈，决定是否应当让他们重返社会。天哪，这个地方不久就要拆迁了，人员需要遣散，我有很多重任在身，不计其数。
难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员，这些房间，这些琐事，都将随着医院的沉落烟消云散了。
但是每天，仿佛身不由己，我必须去她的房间，而且是风风火火地赶去。好像如果迟了一步，她可能就不在了。她确实随时都有可能离开。
我再次意识到，在这种大会上，在任何需要开诚布公的场合下，人们都表现得紧张兮兮，都担心对外来的无论哪方的专业人士出口不慎，言多必失。即使是厨房需要协助调查某个病房轻度的食物中毒，大家也像今天早上一样提心吊胆。全体人员都扎成一堆，翻着针刺，一致对外。必须承认，我也想跟大伙儿同仇敌忾。在外人眼里，我们对错误的包容程度可谓惊世骇俗，就连滔天大祸也不在话下。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尤其是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不仅艰难烦琐，而且稀奇古怪。在这里，每天可能突发的临头大难都可以用台风和海啸的程度来衡量。医院内部的事情最好在内部解决。也不知病人家属对此会作何感想。
没有贝特，我活不下去。现在，我只好从头学起。
今天约翰·凯恩的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搞得我心烦意乱。在工作人员全体会议上，我们对该如何处理一份病房报告进行了讨论。一位家属发现病人情形不对，是一位来自利特里姆郡的女患者，才五十出头，在这里老龄化的群体中间，算是相当年轻的。她最近才入院，由于精神病发作，自以为是弥赛亚，救世失败，因而要自行鞭挞。为此，她使用了铁丝网。这一切都发生在利特里姆一家普普通通的农场里，发生在她有着美满婚姻的家庭之中。这已经够不幸的了。而那位家属，应该是她姐姐，有一天早晨发现她在房间里失魂落魄，撩着医院的病号服，腿上有可疑的血迹。也不是很多，就一星半点。当然，我们必须做最坏的设想，所以才召开了工作人员全体会议。大家都怀疑约翰·凯恩，毕竟，他有过类似的嫌疑，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可是，他那么一把年纪了，还能做这种事？想来男人总是乐此不疲。问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完全没有，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提高警惕而已。
也许萝珊是我疗伤止痛的途径，我一方面可以照顾她，同时又对她具有一定的权威。我必须对自己的动机明察秋毫，因为即使不算那项对她严重的指控，或者更贴切地说，那项对她不利的谣言，她的一生已经饱受冤屈。她在这里可以算是入土半截，但她绝对不是萨达姆身陷黑暗的洞穴，她不会被揪出来，像马一样被人检查牙齿，然后祛虱，受辱，放逐。（注：她需要看牙医，我注意到多处黑龋。）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