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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往回走。去找他。”
一路上，我不断遭受圣地亚哥的辱骂。我没有感到不快。他的羞辱让我无心思考更大的伤痛。之后，就像母亲所说的那样：会叫的狗不咬人。以他谩骂的激烈程度来看，圣地亚哥应该是个天大的好人。“都怪你，”他冲我说，“都怪你这个娘炮，害得我没法去科奥莱拉打仗。就为了来接你，就因为我们这位王子殿下没法一个人穿越丛林。跟我说说，我的中士：就凭你这小细胳膊，你要怎么擦干净自己的屁股？让那个漂亮的黑娘儿们给你洗屁股吗？要不要在这也找个黑兵兵啊？你放心，他们都是行家。一定尽心尽力，让你这辈子再也不用拉屎。”
“往回走，上尉？”其中一个白人士兵问，“我们不是刚从那里逃出来吗？”
我在小车上颠簸着，发觉又一次排演了自己的送葬队。第一次是在船腹里，如今是在一辆尘土飞扬的货车上。等真的到了葬礼上，我应该还会穿着这身令人厌恶至极的军装。现在它不光包裹着我的身体，还有我的灵魂。请记下我的请求，阁下：把这身臭烘烘的制服当作我的皮肤，和我一起入殓。我正是穿着这件未来的裹尸布，踏上这趟旅程。说得再严重点，这就是我：无论是死是活，这块布都紧紧包裹住我。它是制服，也是裹尸布。我是一名军人，不属于自己。在我的葬礼上，那些没有发现自己也失去了灵魂的军人鸣枪致敬。他们并不知道，子弹会杀死天空。
“小托尼奥说得没错，上尉。”另一个白人也抗议道，“我们干吗要去招惹一群狼？”
您无法想象，又或许，您比任何人都更能想象我是在怎样的境地中写下的这些话：坐在货车上，周围的世界天旋地转。我想借这封信，向您描述那天早晨我被送上牛车后所经历的冒险。我和圣地亚哥·达·马塔和他的七个士兵同行。他们慢悠悠地护送着牛车。货板上除了我，还有武器、几箱饼干和两罐水。我坐在魔鬼的位置上，背对着一望无尽的前路。我们正赶往希科莫的军营，我将在那里接受治疗。
“这里没有狼。没有狼，也没有老虎。我们回去，给我们的战友一个体面的葬礼。”
您用这种伤人的方式提醒我，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军人，一个葡萄牙人。别了，瑞士医院；别了，伊玛尼；别了，我在莫桑比克的梦想生活。我写下这些话，绝望得就像一个被活埋了的人捶着棺材板。我心力交瘁。我再也不会有爱情，再也不会有朋友，再也不会有邻人。
面对上尉的坚决，我也提出反对。改变路线无异于自寻死路。在河上还好，但去那的路上随时可能命丧黄泉。
阁下，我心如死灰。他们抢走了我的过去，夺走了我的梦想。破晓时分，圣地亚哥·达·马塔强行将我拖出萨那贝尼尼的房间。他就说了一个字：“走！”正当我匆忙穿戴的时候，上尉问我：“你以为我干吗来这种鬼地方？”他抬起手臂，好像全世界都得洗耳恭听：“我奉命来带你走。”不消说，是您下令将我强行送往希科莫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