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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丽卡认为她就应该写虚构的小说，这是小时候形成的观点。“小说是书写人生最缤纷斑斓的书。”劳伦斯是这么说的。比尔·波特也常引用他的话：“小说是人类自我表达的最高形式。”如果有人质问弗雷德丽卡相不相信这样的话，她会好好跟他说道说道。可是，20世纪50年代，记录取代了虚构，虽然她的身上有华兹华斯的影子，但她编不出故事，或者说没有意识到她拥有那些故事。在这个年头，大家都不关心创造。
大家对她都很客气，一直善意地逗她开心。第二天，他们给了她一把木质球拍，上面用橡皮筋连着一个橡胶球。她，一个十七岁、有点性饥渴的姑娘，站在院子里，表情严肃，肌肉僵硬地玩着乔凯利球<a href="#note_3" id="noteBack_3">[3]</a>。她玩得不好。家里的用人和格里默德夫人在屋里干家务活的时候，走到门口和窗口都会停下脚步，看看她，大家的表情也都很严肃。弗雷德丽卡想起了哈维珊姆小姐逗小男孩皮普玩的情景，想起了那个酿酒厂的院子，皮普就在那里认识了赫伯特·波克特<a href="#note_4" id="noteBack_4">[4]</a>，但想到那个院子她就不高兴，因为她从未能够在脑海中描绘出它的样子。
她想刻画丹尼和他的兰布雷特摩托车或者不善言语的米歇尔，结果恶心到了自己。她不得不又想起亚历山大，她想把那个英国诗人塑造成橄榄树林里的神，但还是不成功。在此过程中，她的性欲强烈得令人痛苦，不只是渴望那么简单，而亚历山大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以糟糕的方式逐渐模糊。她试着写日记，但每天记的东西都一样，越来越无聊，甚至她弗雷德丽卡·波特都觉得受不了，况且，她想家了。这让她感到很羞愧。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玛丽、莫妮卡、保罗和夫人，酒厂合作社和以新教徒为主的尼姆斯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她为人比较狭隘，但她是个不错的评论家，于是，她虽心有不甘，但也果断决定放弃当作家的梦想。
她本来觉得自己法语说得挺好，是她的一大强项，如今却成了短板。玛丽和莫妮卡没有学到多少英语，因为弗雷德丽卡会恐吓她们，她们也会反过来恐吓弗雷德丽卡。她会用很漂亮的英语改她们的作业，但是，在当时，她并没有领会家庭教育的精髓，对于她为什么要那样改语法和句法，她还不能够向她们解释清楚。因此，尽管她们得到的分数高了，但实际上她们并没有学到英语。过了很久，她才意识到问题在自己的身上，她自以为学问很高，所以完全以自己为中心，总觉得她们那么笨，认定那是她们自己的错。格里默德夫人很客气，有一次，她表示至少弗雷德丽卡给她们做了道德示范。当时，弗雷德丽卡还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知的表现。后来，回到了英国，她才意识到格里默德夫人的话里有话，但她已经忘记了具体的语境和说话的语气，只记得当时她们就在房子外面沐浴着尼姆斯明媚的阳光，风不小，石头闪闪发光。
她终于放弃了，坐在阳光灿烂的葡萄园里，想睡觉就睡觉，醒来就拿起那本脏兮兮的《皮克尔传》，看一会儿就又睡着。这本书包装着深红色和金黄色的皮革，真正的书虫慌慌张张地从暗处爬出来，跑到光天化日之下，穿过斯摩莱特描写的荒唐场面——那些老太太居然留着尿，等上火了就喝尿，说是尿能够降火，有的会含紫色的口香糖除口臭，然后去勾引年轻的情人。她没有探究他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情节，构建出这样的世界，如今她自然地接受一切，就像小孩子接受童话故事一样。
弗雷德丽卡平时都不自己铺床，但学会了一两样奇怪的技能。她学会了收割芦笋。在金星石围墙的外面有一畦畦芦笋，她每天都要出去，仔细寻找刚冒出来的紫色芦笋头，然后用锋利的刀子，插到土下面，把嫩芦笋切断拔出来。她还学会帮忙做一些菜，那些在1954年都是她自己不喜欢吃的菜，有橄榄油蒜泥酱，有红酒炖牛肉配土豆和大蒜，有素菜汤，还有沙拉——都是些她不知道叫什么的蔬菜叶，有的深红色，有的乳白色，有的深绿色，有的淡绿色。烤阿尔及利亚羊腿的时候，她负责转动烤肉叉。羊腿要用蒜泥和凤尾鱼调味，放在一个椭圆形铁条箱里，架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上烤，通常是用葡萄树的树桩烧火。她坐在壁炉前的凳子上，等叉子下沉的时候，她就把它翻转过来，用很长的勺子，往羊肉上浇油和肉汁。
凡·高呢？普罗旺斯就该是他画的那样，他的画为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打开了窗口，尤其是他画的松柏，以及橄榄树、石头和植被，莱萨尔皮耶山和克罗平原，乃至画中的光线，在人们的心中，都代表着世界的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