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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人？我谁都没看见。”
“你看那些人，爸爸。”
“你没看见房子、汽车和人吗？”
在短暂的停顿与持续的汽车呼啸中，两天过去了。第二天旅程的最后，我在卡车的晃动中昏昏欲睡，已经不再注意道路。恩东济的推搡让我突然惊醒。我们经过了第一个城镇。那时我惊奇地看到，路上全都是人。这是一种全然的迷醉。城市的喧嚣、汽车、广告、街头商贩、自行车、像我一样的小男孩。还有女人：一团团、一簇簇、一群群。满眼的衣服、满眼的颜色、满眼的笑容。她们围上裹裙，仿佛包裹着神秘。我的妈妈，朵尔达尔玛：我在每个身体、每个脸庞、每个笑声里都能见到她。
“什么都没有。我不是告诉你们一切都死了，一切都空了吗？”
我看向前面的座位，有些惊讶：我爸爸正握着葡萄牙女人的手。在无声的交谈中，他们分担着思念。我没有勇气打断这沉默的对话。我重新坐下，成为杂物堆中的一件，蒙尘残渣中的一份。
他装作看不见了。或者他确实瞎了，因为被毒蛇咬过？希尔维斯特勒蜷缩在座位上，而玛尔达则将电话举到窗外，放在各个不同的方向。
我略微起身，靠在车厢顶上，想要向玛尔达借相机。我站起来，看着公路，仿佛当它从汽车下方经过时，也同时将我劈成两半，将快乐与痛苦分开。
“你在干什么，玛尔达太太？”扎卡里亚问。
无论恩东济还是扎卡里亚都没有听到我的话。于是，我想要将这树木的飞行拍摄下来。奇怪的渴望：第一次，看到世界已不能使我满足。现在，我想要看到观看世界的方式。
“我看看有没有信号。”她回答。
“你看，哥哥！是鹭鸟……”
她被强制收回了胳膊。但是，在接下来的行程中，玛尔达的胳膊就像一根旋转的天线。是思念在指引着她的手，想要寻找一个来自葡萄牙的信号，一个能为她带来温情的声音，一个能将她从地理中夺走的词汇。
正在那时，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景象：尽管除了我们旧卡车造成的微风，并没有其他风吹过，周围的树却脱离了地面，开始像无力的绿鹭一样漂浮在空中。
“我们什么时候能到，扎卡？”
我没回答。我要离开的并非泽斯贝拉。我是在同自己告别。我的童年留在了那边。在开启这次旅程的同时，我已不再是个孩子。姆万尼托留在了耶稣撒冷，而我还缺一个新的名字，一次新的命名。
“我们很早就到了。”
“你在对谁道别？”
“我们已经到城市了？”
我转过头：我哥哥马上喜极而泣，而那一刻，我却觉得五味杂陈，混杂着快乐与思念。我招了招手表示告别，忘记了那边已经没有任何人。唯一留在耶稣撒冷的生物既不是人类，也不再活着：泽斯贝拉，愿上帝保佑你。
“这就是城市。”
“我们要去城里了，小弟弟，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已经到了，根本没有意识到乡村世界是在哪里终止的。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有的只是强度的变化和愈发稠密的混乱，仅此而已。在车厢里，我爸爸凄惨地摇了摇头，唠叨着：
坐在杂物上方，恩东济欢呼雀跃，用两手抓住我的肩膀：
“都死了，都死了。”
卡车在启动时颠簸了一下，之后缓缓向前行驶，经过大门，在身后留下一朵烟尘组成的云。
有人死了，也被埋葬了。就像泽斯贝拉。但城市死了，却在我们的面前腐烂，内脏露在外面，从里面感染我们。希尔维斯特勒·维塔里希奥如是说。
阿普罗希玛多与扎卡里亚去接我的老爸爸。我仍然觉得他会反抗，会坚决拒绝。但是没有。希尔维斯特勒来了，像孩童一样走路，如仆人一般顺从。他在前排座位上安顿下来，调整好姿势，以便跟葡萄牙女人共享一个座位。
* * *
“我之后还要回来。现在我们得快点。”
在医院的入口处，我家老头拒绝下车。
“你就只带这个，扎卡？”
“你们为什么想杀我？”
我第一个上了卡车。恩东济紧挨着我，坐在后排。扎卡里亚出现了，我们之前从未见过他这般模样。他第一次脱下军装。一个背包坠在他的后背上。
“这是什么话，妹夫？”
* * *
“这是个坟墓，我很熟悉。”
恩东济出去了。我没忍住，偷看了一眼箱子。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个绳子系着的布包。我将绳子解开，从里面掉出几十页纸。每页纸上，恩东济都画了女人的脸庞。有几十个脸庞，每个都不一样。每页的角落他都写着：“我妈妈朵尔达尔玛的肖像”。我将这些画收起来，重新放进箱子里，然后便跑了出去，一眼也没有再看这个屋子。孩童时期，我们并不会向地点告别。我们总觉得自己还能回来。我们相信这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次。
“不，爸爸。这是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