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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股东的捐赠显示出相互矛盾的人生哲学:130笔捐赠给了支持妇女堕胎的机构,而30笔给了不支持或反对妇女堕胎的机构(不包括教堂)。
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我以及伯克希尔的管理层都会按第一种类型安排公司的慈善捐助活动。然而这类捐赠的总额相当低,而且在将来也可能保持相当低的水平,因为,很多捐赠无法显示出与伯克希尔大体相当的直接利益。
去年,我告诉过你们,我正在考虑提升伯克希尔股东指定捐赠计划的额度,并征求你们的意见。我们收到了几封写得非常好的信,反对这个计划,反对的理由是我们的工作是运营公司,而不是迫使股东们进行捐赠。然而,大多数股东留意到了该项计划的税务效率,并敦促我们提升额度。几位已将股票留给他们的孩子或孙子们的股东告诉我,他们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计划,令年轻人可以趁早思考捐赠的话题。换而言之,这些人意识到这不仅仅一种慈善方式,更是一种教育方式。1993年我们的确提升了额度底线,从每股8美元升到10美元。
(2)使公司间接受益的捐赠,其过程通过多种途径,难以衡量,反馈滞后。
2003年,我们不情愿地终止了“股东指定捐赠计划”,原因是妇女堕胎问题引发的争议。多年以来,关于这个问题,支持和反对的正反双方都有很多机构,我们股东中也各有自己的支持,并捐赠于不同的机构。结果,我们持续收到一些反对意见,反对支持流产合法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机构甚至联合起来抵制我们旗下公司的产品。
(1)使公司直接受益的捐赠,其受益数量与捐赠数量大体相当。
伯克希尔旗下的宠厨(Pampered Chef)厨具公司采取加盟商经营模式,2003年该公司的很多独立加盟商开始感受到了这种联合抵制行为的影响。这种发展态势意味着,很多信任我们的人遭受了严重的收入损失。这些受损失的人,既不是我们的员工,也没有在伯克希尔的决策中发过言。
在股权广泛分散的公司里,公司管理层会安排所有的慈善捐款,不会让普通的小股东参与,通常会有两种情形:
对于我们的股东而言,由伯克希尔公司做出捐赠比他们自己直接捐赠,会有更多一些的税务效应。此外,这个计划与我们的“合伙”方式相一致。但是,与对我们忠诚的加盟伙伴所造成的伤害相比,这些优势显得苍白无力,因为那些加盟商都是通过辛勤努力构建了他们自己的生意。的确,芒格和我认为,仅仅为了我们和其他股东得到一些可怜的税务效应,而伤害那些正直善良、努力工作的人们,实在没有仁慈可言。
这样,我们的股东们可以行使一种特权,这种特权通常只有那些牢牢把控公司的股东才有权行使。在那些股权广泛分散的公司里,这种特权通常被公司高管所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