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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布斯基尽量不看穆赫伦。此时，穆赫伦身穿牛仔裤和他标志性的马球衫。布斯基声明，他曾经被认为是穆赫伦的“密友”。这导致人们的猜疑，布斯基可能仍然在采用一切方法保护穆赫伦，作伪证除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努力似乎给穆赫伦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再者，弗里曼并没有对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提出辩解。他从来没有否认巴尼给他提供消息一事，也没有否认是根据这些消息进行交易的。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裁决对弗里曼尤为残酷。有位律师认为，在里甘被定罪后，“弗里曼再负隅顽抗就没有意义了”。
在一次庭审的休息期间，穆赫伦对一位记者说：“当你听到我的证词时，你就会明白他根本算不上一个朋友。”
高盛公司的联合董事长罗伯特・鲁宾是弗里曼长期以来的支持者，最后也对此案的看法产生了动摇。他总是认为弗里曼的案子是一个“可以裁判的”案子，一个很有机会获胜的案子。然而，在对潜在的陪审团组成人员进行研究后，他发现结果并不乐观。公众显然认为套利人都不是什么“好鸟”，并且弗里曼还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裁决证实了鲁宾的忧虑，公众对腰缠万贯的华尔街经理人都怀有恶感。
普西奥迫切希望交叉盘问不会危害布斯基那脆弱的可信性。尽管米尔肯的律师们聘请克罗尔私人侦探公司对布斯基进行过调查，尽管几年来他们一直在详细调查布斯基的私人生活，但是那些被布斯基牵连的律师们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破绽。普西奥审查了布斯基的罪行和许多他承认撒谎的事件，但是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
弗里曼的律师们陷入了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们曾经陷入的一个陷阱中：他们简单地认为记者可以从任何人那里获取信息，但是政府除外。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政府对“鼻子够灵”这句话原本是一无所知，也是从《华尔街日报》上才获悉的。他们猜测西格尔将为这段对话作证，并且，他们现在认定——错误地认定——政府有两个证人，不只是布罗森斯。
不管怎样，正如米尔肯一案的审判情况一样，布斯基并不是关键的证人。对穆赫伦危害更大的证人是达维多夫，以及一个来自穆赫伦的公司同政府合作的证人。
然而，直到1989年6月，检察官们才向西格尔讯问“鼻子够灵”那句话的事，他再次被带到了大陪审团面前。当被问道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和“鼻子够灵”这句话时，西格尔回忆说那天他给亨利・克拉维斯和弗里曼打过电话，但是他已经想不起来说过什么了，只是好像有这句话。他想不起来这句话了，也想不起来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上曾经给弗里曼提供过内幕消息。
审判席上还缺席了一个人，他的缺席非常引人注意。这个人就是那个曾经令人畏惧的企业狙击手卡尔・伊坎。他曾经被怀疑参与了海湾西方石油公司操纵股票的案子，也是布斯基在一开始和政府谈判时供出的嫌疑人之一。但是，伊坎从来没有被指控过有罪，因为对他的调查一直没有结果。检察官们从来都不能在证券法的范围内证明伊坎和布斯基是“一伙”的，当时他们正在联手威胁海湾西方石油公司，尽管他们的行为表明他们几乎就是串通一气的。
最后，政府得到了些许确证情况，这产生了超预期的惊人效果。布罗森斯立即被高盛公司和弗里曼的律师们召去汇报情况，他把对政府坦白的情况重复了一遍。他们全都惊呆了。当《华尔街日报》在一年多前刊登那篇包含“鼻子够灵”那句话的文章时，他们就认为政府的检察官们是故意把这个情况透露给《华尔街日报》，希望借此给弗里曼施加压力。他们推断，这就说明政府有一个消息源——可能就是西格尔——而这个人可以证明同弗里曼交换情报的谈话。
穆赫伦在法庭上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这些对他最为不利的事实，例如他和布斯基通过虚开发票偿还欠钱。穆赫伦说：“我把账单上的数字增加了，这是为了帮他的忙。”但是，他坚持说这不是非法寄存交易，他认为他按照布斯基的要求交易是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他还说他感到在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交易上自己也是受害者，他并没有试图推高股价，也不知道布斯基是在利用他得到更高的价格。
当布罗森斯回来时，他回答说：“是的。”接着，让检察官们惊喜的是，他承认弗里曼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中给西格尔打过电话。弗里曼在打完电话后，情不自禁地重复了西格尔确认巴尼・拉斯克的消息的那句话：“你小子鼻子够灵的啊。”这证明是弗里曼的一个致命的轻率之举。
在这起内幕交易丑闻的所有被告当中，穆赫伦是可信性最高的。然而，在经过六天半的审议之后，陪审团判定他操纵海湾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犯了证券欺诈罪。据说陪审团对关于股票寄存的26项罪名无法做出裁决，法官在7月22日宣布这些罪名的审判为无效审判。但是，穆赫伦仍然面临着其他指控的审判，政府保留了对股票寄存指控再次进行审判的权力。当判决书宣读时，穆赫伦似乎泰然自若。他说：“竟然这样结束，真是太让我吃惊了。”不过，起码他一直都在坚持原则。
在对西格尔的证词进行最后确证时，检察官们对弗里曼的高级助手弗兰克・布罗森斯提出了豁免，并把他带到了大陪审团面前。布罗森斯是高盛公司套利部的员工。最开始时，布罗森斯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价值的情况。接着，就在大家都要放弃时，麦坎尼问他：“你还记得其他什么事吗？”布罗森斯似乎非常不安，他问是否可以和他的律师协商一下。传讯暂时中止了，他得到许可去和律师协商。
那年夏天的6月，马丁・西格尔最终结束了漫长的等待，回到了曼哈顿的联邦法庭接受审判。在弗里曼认罪之后，检察官们又花了大量的时间来争论是否要在弗里曼的听证会上提交关于弗里曼其他违法活动的证据。该案的法官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想法，尽管这种做法并不常见。他在判决中说，弗里曼的律师们可能会在法庭上提供更多的证据，导致宣判听证会持续很长时间。
然而，贝尔德和他的同事们还是准备将此案提交给陪审团。他们认为可以依据西格尔的有力证据和其他的确证文件证据提起诉讼。接着，案情终于出现了一个幸运的突破。
自从1987年2月以来，西格尔一直被作为潜在的证人而保留着。终于，在1990年4月13日，弗里曼被宣判了。他接受了一项重罪，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并处以10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相对比较宽大的。法官皮埃尔・勒瓦尔说：“内幕交易已经在套利界司空见惯。”
弗里曼的律师罗伯特・B.菲斯克（来自达维律师事务所）和保罗・柯伦（来自凯寿律师事务所）以及高盛公司的佩德威兹继续同政府进行卓有成效的会谈。和米尔肯的律师不同，他们从来不声称弗里曼是无辜的，也从来不说西格尔是说谎者或者弗里曼是国家财富，并以此贬低检察官们的才智和判断力。相反，他们只是不断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以表明弗里曼和西格尔的交易信息可能存在其他的来源，而不是内幕消息。他们从来没有声称这些调查是真实可靠的，他们只是强调他们的调查能够激发陪审团的疑虑。由此可以看出，起诉专业套利人进行内幕交易的案子是多么困难，即使有像西格尔这样的合作证人也是艰难无比。
最后，所有的拖延都给西格尔带来了好处。经过多年的调查，检察官们断定，在这起丑闻中被抓的所有人当中，西格尔几乎是唯一一个真正悔过的人。他竭尽全力坦白一切，花费大量时间给检察官们解释股票市场的运作，指导他们查看数量繁多、错综复杂的交易记录。实际上，他几乎都快成为检察官们中的一员了。
尽管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对西格尔的骚扰让他十分不舒服，但是弗里曼、高盛公司和德崇公司花了150万美元聘请该公司，最后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只是落得让人耻笑的地步。现在，西格尔在想他还能再容忍多久。每一次，当媒体上提到弗里曼一案时，西格尔都被讥讽为说谎者。1989年1月，他到纽约找到了贝尔德，请求对他进行审判。贝尔德再次劝他回去再等等。
在同主审法官罗伯特・沃德举行的预审听证会中，拉科夫请求对西格尔宽大处理，沃德似乎也很赞同。卡图希罗也给西格尔说好话。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中，检察官们也为西格尔说好话，甚至比拉科夫说的还要多，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政府称赞西格尔是一个“可信而可靠”的证人，尽管受到了“恶意的诽谤和污蔑”，但是仍然坚持同政府合作。
检察官们非常恼火，他们威胁说要起诉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告他们妨碍司法公正和骚扰联邦证人。该公司同意停止活动。接着，该公司的侦探又开始采取其他方式活动，他们同和西格尔的孩子们一块儿拼车的孩子的家长联系。一名侦探甚至还用50美元贿赂西格尔家雇用的16岁的小保姆，问她西格尔是否给她支付现金报酬，是否看见西格尔吸食大麻。西格尔夫妇还经常在半夜三更接到骚扰电话，他们不得不三次更换电话号码。检察官们再次警告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此后，这些骚扰活动才逐渐消失。
6月18日，西格尔从杰克逊维尔飞到了纽约，出现在曼哈顿的联邦法院接受审判。他和简仍然是一对完美夫妻，他们的皮肤都晒得黝黑。简穿着一件简朴的蓝色衣服，戴着一条珍珠项链。西格尔仍然健康匀称，穿着深色的西装。站在法官沃德的面前，他显得焦虑和悔恨。
西格尔和拉科夫就这件事向卡图希罗抱怨，卡图希罗进行了追查，最后发现美联社根本就没有一个叫“菲尔・斯彭斯”的人，这个打电话的人实际上是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的侦探。这个自称菲尔的人也给西格尔以前在康涅狄格州居住时的邻居打了电话。当西格尔到纽约拜会朋友时，“菲尔”给西格尔的这位朋友也打了电话。他上来就说：“我知道你是在帮助马丁・西格尔藏钱。我们知道这件事的。”后来，一个人到了西格尔这位朋友的家中，声称自己是纽约州警察局的侦探，并且亮出了自己的徽章。这位朋友让他进了屋，那人进屋后四处看了看。后来，这位朋友给警察局打电话，却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侦探。根据那个人的徽章牌照，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追查到这个人就是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的人。
法官详细陈述了西格尔合作的重要性，并且表示需要对这种坦白行为给予奖励。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对他判刑以震慑白领犯罪分子。法官沃德说：“在布斯基接受了3年的刑期之后，我就开始考虑西格尔先生的判决。那时，我认为18个月或者两年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他又考虑了西格尔的合作情况，以及弗里曼没有合作却被轻判的事实。他说，他最后得出结论，对西格尔的判决应该比“弗里曼先生轻许多”。
西格尔独自待在佛罗里达的家中，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案子尽快宣判，他越来越忧虑。弗里曼、高盛公司和德崇公司联手聘请了朱尔斯・克罗尔私家侦探公司（Jules Kroll），对西格尔的所有活动进行跟踪调查。一次，西格尔在杰克逊维尔市为孩子们组织计算机训练营活动。有一天，西格尔正在一位潜在捐款人的办公室洽谈，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电话的人自称“菲尔・斯彭斯”，是美联社的自由记者。他告诉那位商人他正在写一篇关于“伊万・布斯基和马丁・西格尔关系的文章”，他问这位商人，西格尔是否在他的公司有“隐藏的利益”。当“菲尔”拒绝进一步透露自己的身份，或者留下电话号码时，这位商人把电话挂断了，最后，他也拒绝为西格尔的计算机训练营活动提供赞助。
沃德法官宣布判处西格尔两个月的监禁，缓期5年执行，在杰克逊维尔他所建立的儿童计算机训练营工作。沃德法官宣布刑期之后，西格尔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然后，简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下，接着两个人便匆忙离开了法庭，脸上露出了明显的轻松神态。
由于里甘仍然在负隅顽抗，弗里曼一案的每一条调查线索几乎都被堵死了，负责此案的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高盛公司密不透风，没有人“叛变投降”，这也反映了该公司的组织文化，这种文化要求公司的利益高于单个合伙人的利益，并且已经经过了好几代人的锤炼。检察官们根据《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追踪到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并讯问巴尼・拉斯克关于他给弗里曼打电话的事。拉斯克声称他想不起来这件事了。检察官们日益绝望，为了寻找突破口，他们竟然提出给泰伯尔豁免权，以换取进一步指证弗里曼的证词。但是，泰伯尔拒绝了，因为他感觉到政府的调查可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威格顿几乎都被遗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