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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铁路区间工头改变了我的这个想法。他和手下的差别让我十分感慨。他的手下对工作纯粹是迫不得已，干活能少则少，整天盯着时钟盼着下班，到了星期六晚上就进城把这个星期挣的钱花个精光。
在母亲的教导和鼓励下，我自幼便和她一样一个人能干几个人的活。九岁之后我就自食其力了。其他孩子每天去上学就行了，而我除了上学，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上学之前我要先去打开两间校舍，生起壁炉的火来，然后把课椅擦拭干净。放学后我要把校舍地板扫干净，接着在晚饭之前把《底特律晚报》一一送到六十五户人家。
这个工头工作起来却干劲十足。他会说：“弟兄们，咱们今天多铺些枕木吧。咱们把这一排铺得整整齐齐的吧。”手下的人只好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开始硬着头皮干活，好像他们要干的活无聊至极似的。可这个工头却觉得干起活来乐趣无穷。
母亲的功劳还远不止于此。她还教会了我要勤奋努力。在我的记忆中，不管白天黑夜，母亲时时刻刻都在工作。她上过大学，特别聪明能干。曾经有一段时间，守寡的她为了养活几个孩子不得不去教书挣钱。上课之余她要做家务，晚上还要写书——供学校用的学前教育教材。假期到了，她便辗转各个学校去推销她的教材。她做了三四个女人才做得了的工作，也因此打拼下了三四份事业。
这个工头每天白天在铁路上工作十小时之后，晚上还要搭建自己的房子。他还在房子周围开辟了一个花园。然后他娶到了这个铁路区间最漂亮的姑娘，过上了美满的生活。他后来被调任另外一个更高的职位，不过在那之前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道理。
因为母亲的影响，我向来把一毛钱看得像一块钱那样重要，不仅对我的钱如此，对别人的钱也一样。不论是自己理财，还是替别人投资，我用钱的时候始终小心谨慎，从来不会拿大笔的钱去赌运气。所以，虽然我也曾多次失手，却从未影响过我的信誉。我从未因为损失惨重而失去过别人的信任。赌输了，我只会损失少许金钱，而客户的信任分毫无损。赌赢了，我往往能为客户赚取大笔的收益，也替自己赚得一个好名声。这一切大抵都要归功于我母亲。
“你看那几个男孩子在打球，”他说，“对我来说那可是件苦差事。我在这里用木瓦铺屋顶，我要争分夺秒地干活。太阳下山之前得铺完哪一面才算完成今天的任务，我心里有数着呢。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玩乐。”
我要说的是灾难，是胡乱投机之后血本无归，是广告人作为领航员把一艘造价昂贵的大船领到了礁石上去。这样的人很少能东山再起的。莽撞的领航员永远让人避之如蛇蝎。我见过许多广告人，原本前途似锦，只因为贸然驶入某条不明航线，最终与船一起万劫不复。就我记忆所及，这些人没有一个能卷土重来的。而我的苏格兰血统中的保守谨慎让我三十五年来能一直幸免于这样的灾难。
“你看那几个人一边在削木块一边在聊铁路，聊国家大事。他们对铁路的了解最多不过是怎么打道钉而已。他们以后一辈子也就只会打道钉，其他一窍不通。你再看看今天晚上他们在那无所事事的时候我都干了多少活了——我家的门廊都建得差不多了。很快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这个门廊上，和一个漂亮老婆卿卿我我了。他们就永远只能坐在杂货店炉子旁边的肥皂箱上面侃大山。你说哪个是工作哪个是玩乐呢？”
但是一般的失败无伤大雅，也是不可避免的。每一次广告风险投资在初始阶段都只是试探一下公众的反应而已。如果人们没有反应，问题往往在于产品，或人力无法控制的情况。广告投资如果操作得当，即便失败了，损失也微乎其微。创意没能实现，希望最终落空，这些都只是小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