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观：正确的财富观和消费观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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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日本的灾难，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话题围绕继续核发电还是关闭核电站，一时众说纷纭。不过，当谈到这次灾难对日本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时，经济学家基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日本自20年前发生经济危机，目前依然在挣扎中，这次大灾难将至少损失几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日本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复苏无望，再倒退10年。

曾经翻云覆雨的股市大亨到底不简单，尽管重获自由的那一刻他身无分文，女儿憎恨他，儿子因吸毒而早逝，妻子恐怕早已改嫁，步入豪华餐厅又遭到“街”上昔日同行的蔑视和奚落，但是他骨子里的锐气没有磨灭，言谈举止依然散发着咄咄逼人的个性。不认输的戈登随时准备着重返华尔街再度筑梦。

然而，这不仅只是一条灾难新闻。灾难的背后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人类深思和反省。读新闻不能只读表面，你有没有想过，从经济角度出发，日本的灾难给了你什么启发？下面，我们举一个GDP方面的例子。

只可惜在只认金钱的华尔街，失去资本就好似在赌场里没有了筹码，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戈登要怎么重回江湖？“姜毕竟还是老的辣”，有经验的赌徒总会为自己留好反戈一击的赌资。进监狱前，他为女儿温妮设立了1亿美元的信托基金，沉睡了多年。为得到这笔巨资东山再起，他不惜利用女儿的男友雅各布·摩尔——一位充满抱负的年轻股票交易员，来修复与女儿糟糕的关系，作为回报，戈登答应帮助雅各布复仇，除掉逼死雅各布导师的金融大师布莱顿·詹姆斯。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令全世界震惊的地震、海啸及因此引发的核泄漏事故。地震海啸的画面触目惊心，与电影《2012》的惨烈场景不相上下，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这些都无不提醒着我们，人类何等脆弱，在大自然面前人又是多么渺小。

于是，金钱再一次改变了一切。当年那个贪婪的华尔街恶棍又回来了，虽然已白发苍苍，却还别着丝质手帕，品着洋酒、雪茄，狂傲得无以复加。在那片他心之所属的黄金地所向披靡，每一个吹向天空的泡沫，全都化为金钱（通过“做空”的手段）落到了他的口袋。从女儿那儿骗取的1亿美元，瞬间变成了11亿美元！

5.3看清经济增长的“幌子”——你被GDP忽悠了吗？

道德算什么？畅游华尔街不需要忠诚，不需要负责，不需要信任。卑鄙的人往往游得更远。只要不违法，做什么都行，道德在这条街上不值钱。正如戈登所言：“资本无眠，就像你的女人，不看紧的话一觉醒来，她便跑得无影无踪，你再也见不到了……”在华尔街的博弈中，贪婪正是资本的本色。

意大利是实行混合遗产税制的国家，其征税方法是先按遗产总额征收遗产税，然后再按不同亲属关系征收比例不一的继承税。纳税人分为两类：一类是遗嘱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另一类是继承人或受赠人。对第一类纳税人统一采用第一种累进税率，对第二类纳税人则根据其与死者的亲疏关系采用不同的累进税率。

身为股票掮客之子的奥利弗·斯通，用他一贯强而有力的戏剧手法拍出了股市内线交易的内幕，同时借戈登的行径来质疑现代人面对金钱诱惑而普遍出卖灵魂的道德问题。这虽是一部电影，却为我们呈现了华尔街真实而残酷的一面。

日本对遗产的课税，采取继承税制，即根据各个继承遗产数额的多少课税，是典型的分遗产税制。对居民而言，不论其继承的遗产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都要对其遗产征税；对非居民，仅就其在日本继承的遗产承担纳税义务。日本继承税税率共分13个档次，从10%～70%。

金钱能买来幸福吗？

美国遗产税制属于总遗产税制，从1976年开始，美国将遗产税和赠与税合并，采用统一的累进税率，最低税率为18%，最高税率为50%，后者适用于遗产额达到2500万美元以上的纳税人。

近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许多人的美国梦破灭了，房产变成了负资产，投放股市的退休金蒸发得无影无踪，大家的荷包或多或少都缩水了。面对如此沮丧的现实，西方的大专院校、各类研究所甚至经济学家们都不约而同地展开调研，课题是：金钱能买来幸福吗，金钱和幸福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附：世界各国遗产税

英国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教授、经济学家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在最近一次讲座中公开宣布：“一旦一个国家的储藏室通通被填满了，也就无所谓国家正日益富有，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似乎也不会使公民更具幸福感。”奥斯瓦德是近来痴迷于研究“什么能使我们幸福”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结论是通过采访世界各国不同背景和阶层的人而得出的。

在这里给准备捐钱的富人提个诚恳的建议：真想进天堂的话，所谓“戴相布施”（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家我捐钱啦）是不行的，这样功德太小。只有“无相布施”（匿名捐款）才有效果！

前不久，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在金钱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仅在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幸福感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项研究基于国民幸福指数，对数十万美国人进行了调查，并把幸福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们每天的情绪状态，另一种是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更深层次的满足。这份报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有魔力的数字。说的是在美国，年收入达到7.5万美元时是最幸福的。而一旦超过7.5万美元，幸福感便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递增。

想想看，要是富人把一半以上的所得都缴税了，我们还好意思要求人家再捐款吗？其实，只要富人依法赚钱、依法纳税、不逃税漏税，就是对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了！

对于这个奇妙的数字，如果在10年前，我绝对会当做听了一个笑话而一笑了之，因为在美国年收入7.5万美元稀松平常，挣够了这个数就满足的话，要求岂不是太低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和周围众多亲友的经历告诉我，这份报告的结论不假。因为，富有的人往往有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他们在工作中往往也享有较高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有更高的期望值，时不时会将自己与更富有的人去作比较，而比较给他们带来的往往是烦恼和痛苦。

谈到这儿，发现目前中国似乎有一个趋势，就是要求富人尤其是当重大灾难发生时一定得捐款，且金额要巨大，否则就会挨骂，而且还特别以欧美富人爱捐款来说事儿。其实这中间是有谜思的。富人并没有捐款的义务和责任，捐不捐款并不重要。他们的责任是缴税。在北美，美国的最高税率是39%，加拿大是58%；欧洲更高，北欧富人至少要缴70%的所得税，最高可达83%。

比如我的朋友大龙就深受比较之苦。大龙是我在多伦多认识的朋友。十几年前，大龙带着妻儿一家三口移民到加拿大。大龙是电脑软件工程师，太太在国内是英文翻译。出国之后，英文成了必需的交流工具，不再是特长技能，大龙的太太等于没了专业。好在大龙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没几年，他的工资便涨到了7万多加元，在多伦多这就算是高薪阶层了。生活稳定之后，他们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大龙的太太便待在家中做全职太太。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北美幸福之家。

你知道在西方谁最爱捐款，捐款平均数最高的资金又是来自哪儿？答案是——黑社会。据说中国的港、台地区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做了亏心事，通过捐款得到心安吗？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在做证券交易监控时，必须特别注意的一项就是防止黑社会和某些富人通过捐款，将其黑色或灰色收入洗白。

然而，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大龙可以在闲暇时上上网，跟美国的老同学聊聊天，他因此了解到美国的软件工程师收入很高，特别是纽约的一个老同学，读书时成绩还不如他，收入却比他多50%。渐渐地，大龙的心理不平衡了。待他入籍成了加拿大公民后，便开始在纽约找工作。

以上几点，就是欧美富人为何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最主要原因。与其被政府拿去，不如放在自己的慈善基金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事实上，盖茨夫妇将他们的基金像企业般经营着，还获得慈善家的美名，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真是名利双收！

运气还不错，大龙顺利地获得纽约一家电脑公司的聘用，起薪一跳就是8.8万美元，以当时1美元兑换1.3加币，大龙的年收入立马增加超过50%。大龙一家毫不犹豫地搬到了纽约。到了纽约之后，才知道纽约的房价比多伦多贵多了，想买一栋和多伦多一样的大房子，价位则更高，扣除每个月的房贷后，一年下来，发现存起来的钱和多伦多一样多。大龙当然又不满足了。

除了教育捐款，政治捐款就更明显带有政治企图。如世界首富沃尔玛家族，一直涉足政治捐款，在全美所有势力最庞大的公司财团中，政治捐款数目名列第一。这对于沃尔玛成为全球最大企业多少有间接甚至直接的关系。

在纽约，媒体时常报道华尔街年底分红奖金丰厚，大龙自觉技术过硬不比别人差，他的心又活了起来。不久他果真跳槽进了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底薪又多了1万美元，干好了奖金至少是年薪的30%，如果公司赚大了，奖金是上不封顶的。只是没料到，华尔街非但工作压力大，泡在公司的时间又长，令他跟妻儿聚少离多。不过到了年底时，大龙竟然出乎意料地拿到了跟底薪一样多的大红包，兴奋之情不言而喻，顿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了。夫妇俩高兴地在郊外买下一栋早先看中的大房子，只是距离办公室所在的曼哈顿更远了。

众所周知，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全世界的人才移民。而科研和私立学校正是美国慈善捐款最大的去处。美国一流大学的奖学金几乎都来自慈善捐款，这便成就了人才竞争的利器。目前美国1/3有博士学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均来自外籍人士，其中有22%来自中国。有句笑话，清华、北大是美国名校的预科班，道出了些许事实。2010年，有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赚了大钱。为了感谢当年耶鲁大学给他奖学金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捐给耶鲁大学8888888美元。

就这样，大龙每天凌晨5点不到就得起床，先开车到附近的火车站赶头班火车进城，到了曼哈顿再换乘地铁，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使用了3种交通工具，每天上下班的路上用去四五个小时，正常工作需要10个小时。加班加点更是家常便饭，并且由于拿的是年薪，所以没有加班费。象征着美国梦的家，反倒跟旅馆似的。如果半夜三更电脑系统出意外，他还必须开车往曼哈顿赶，生活简直一团糟，几乎没有任何闲暇。

巨额捐款去了哪里？

此时，大龙和太太才意识到，他们的收入虽然多了点，但幸福感却大大地下降。时间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以时间和压力换取金钱，绝对得不偿失。在电话中，大龙对我说：“现在我每天最享受的，是凌晨回家所闻到的草地的芳香……”最为遗憾的是大龙后来离婚了！几个月前，他一个人黯然回到了多伦多。

比尔·盖茨哪有这么多现金？而且他也无法出售股票。按照惯例，大股东出售股票必须经由董事会同意。如果比尔·盖茨一意孤行，为了儿女抛售股票，那么微软的股价就将狂跌，变成垃圾股也是可能的。这样一来，他儿女所持有的股票还有何价值？聪明的做法，就是把股票转赠给一个以他命名的基金。

从大龙的故事中不难看出，假如他不跟纽约的老同学作比较，多想想他自身所拥有的，而不是一天到晚纠缠自己所没有的，他们一家四口或许还幸福地生活在多伦多。他的故事可以用一个金融术语来形容，叫作“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说，不要试图以自己的短板去和人家的长项作比较，幸福感才会常相伴。

众所周知，比尔·盖茨拥有的绝大部分财富是微软的股票，市值约500多亿美元。百年之后，如果他将财富作为遗产传给儿女，按美国法律需要缴纳遗产税。税率几何？50%上下！以转移产权生效之日的收盘价来核算税额，当日纳税。也就是说，在他的儿女接受遗产的当日，需缴纳现金250亿美元的遗产税。

研究幸福的专家说，只有大约15%的幸福与收入、财产或其他财政因素有关，而近90%的幸福来自诸如生活态度、自我控制以及人际关系。几年前，澳大利亚的幸福协会开张。该协会创始人蒂莫西·夏普说：“你真的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水平，这是我们要教给你的。我们可以让一个幸福‘存款’为零的人，在其幸福银行账号里有结余。”

此外，不喜欢缴税这一点，从盖茨基金的类别上也能得到印证——非经营性私人基金。这是美国国税局为富人制定的一条税法条律501c（3），普通收入者永远无法触及。根据此条款，美国富翁建立的非经营性私人基金可以完全免税。建立一个这样的基金，既可免去重税，又可获得社会声誉，何乐而不为？

下面这些与钱有关的问题是你应该问一问自己的：

除了坚定的宗教信仰之外，富人们倾囊一捐还有个心理因素，那就是与我们普罗大众一样，不喜欢缴税。巴菲特曾透露，他每年缴给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比他的秘书还要少。

1.我对我现在的财政状况满意吗？

首先，富人捐赠巨额财富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把赚钱作为上帝赋予的责任，但同时相信富人进不了天堂。《圣经》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和进天堂得永生相比，在临死前将身外之物都捐了，又有什么舍不得的呢！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属洛克菲勒。洛克菲勒是美国最伟大的企业家，富可敌国，而他设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之一。洛克菲勒有写日记的习惯，几乎每篇日记里都提到上帝的信仰，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予的……我的职责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然后听从良心的差遣，用我所赚的钱，为我的同胞的利益服务……我距离见上帝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把上帝给我的财富与更多的人分享。大慈善家卡内基更说过一句话：把财富带进棺材的人是可耻的。

2.再多点钱我能活得更快乐吗？

两位巨富的善举令人敬佩。可话又说回来了，任何举动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背后总有潜在的动机，伟大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也不例外。

3.我的脑子里是不是始终有财政的问题？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为何爱捐钱

4.钱一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吗？

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操作最透明的私人慈善基金。截至2009年年底，基金捐赠规模达335亿美元。基金会有3个受托人：比尔·盖茨、梅林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其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医疗保健和减少极端贫困，在美国扩大教育机会和获得信息技术。为了保持慈善基金的资格，基金会每年必须至少捐出其资产的5%，也就是说，每年起码得捐掉15亿美元。

5.对钱的追求一直让我感到不安吗？

最后做好的这份合同实在太漂亮了，我想在华尔街也称得上是史无前例吧。在这笔掉期交易中，这位皇室成员在10年内能合法逃税5000万美元，而我们公司将落袋1000万美元。因为股权收益掉期不是证券，完全不受任何监管，也不必向任何人披露，包括税务局。当时听说这笔省下的巨额税金，也将投入到其慈善基金中去。这就令我疑惑了，既然准备捐出，为何要逃税呢？后来，通过巴菲特、比尔·盖茨设立慈善基金的事例，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

6.我会舍弃原则去挣更多的钱吗？

我曾任职的公司，某次接了一位英国皇室成员的大单。这位皇家成员是著名的慈善家，她在非洲有几个慈善基金，专门用来帮助非洲国家建立学校和医院。我们公司所要做的，就是帮助这位慈善家通过掉期交易，来免缴政府高昂的税额。公司接到任务后，会计师、律师和分析师全被调动起来，为她量身定做一项10年计划的合约——股权收益掉期合同。

只要你认认真真地回答以上问题，可能就会改变对钱的看法。其实对于财富，先哲培根早在400年前的《谈财富》一文中就已经谈透了。他写到，所罗门曾说：“财富多者诱人渔猎，而对于人生，除了徒饱眼福以外又有何用？”中国古人也说过“知足者常乐”。有些人很有钱，然而还是苦于得不到幸福；相反，另一些人只有很少的钱却也满意地度过了一生，那是因为他们懂得最大限度地享受他们所拥有的。说到底，让我们远离了幸福的人正是我们自己啊！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欧美富人赶着在生前筹划身后事，就不足为奇啦！

5.7希望在哪里？——中国古代智慧的“远亲”北欧模式

这类故事在美国也不胜枚举。比如铁路大王范德比尔（William Vanderbilt）死后，继承人因缴不起他留下的豪宅“听涛山庄”的物业税，只能将豪宅奉送给美国政府。

2010年8月，《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丹麦开始削减令人羡慕的社会保障》的文章。就标题而言，文章似乎想提出疑问：丹麦的高福利社会能维持多久？被失业率和债务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美国人理应反省自己的生活模式才对，怎么开始质疑起北欧模式来了？

可怜的亨利后来搬进了一处窗户正对着卡萨罗马塔楼的小公寓，每天忘楼兴叹。亨利身边唯一值钱的东西只剩手指上的大钻戒了。亨利爵士“弃城”而去后，城堡最终被多伦多市政府收归，如今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美国模式和北欧模式，哪个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哪个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用常识分析一下，答案不难找到。

这其实不是开玩笑，实际上，这栋豪宅连亨利爵士本人都住不起。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多伦多市政府给卡萨罗马城堡增加了物业税，从每年600加元增加至每个月1000加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亨利爵士不得不拍卖艺术品和家具以支付税款，最后因为负担不起27303加元物业税，他和太太只得搬离了城堡。

目前全球主流所倡导的经济模式是美国模式，其经济理论依据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该主义主张：（1）通过减少储蓄增加支出来带动经济增长；（2）“需求”重于“供应”；（3）消费可以带动生产；（4）无须金本位，法定货币是可取的；（5）可以充分依赖政府来调控经济。

朋友们每次参观完都禁不住啧啧赞叹。有一位姐们儿直叹说：“要是这辈子能住上这样的城堡，死也瞑目了。”我笑道：“Are you sure？这样的豪宅，就是送给你，你也住不起啊！”

违背了经济学常识的美国模式已经被证明了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钻进了死胡同，到现在还出不来。把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比作毒品一点都不为过，染了毒瘾的美国唯有靠一次又一次的“吸毒”来暂时挽救经济，拖延死亡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