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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二央行崩溃后的妥协是有代价的。银行重复建立，贷款反复且尽情地发放，由此反映出由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幸福感。若有某种风吹草动，人们就都来银行取钱。这就是恐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先看看这种银行业的历史，然后再在下一章讨论作为代价的恐慌。
自由白银的支持者在1878年尝到第一个甜头。战后，软钱的支持者由于被新成立的州送往西部而控制着国会；硬钱主张者总能左右总统。1878年，国会不顾海斯总统的一项否决，下令每个月按市价购买200万美元~400万美元的白银。这批白银要按以往的重量制成银元。制币厂生产的美元多于在市上购买低价银所需的美元。这笔赚头归政府所有。
对于新垦区来说，混乱状态远比牢牢控制秩序井然的信贷体系还要好。对资本与货币的混淆也并非天真。对殖民者来说，他从银行得到的票据就是资本，因为他得到了资本。人们在长时间内不会经常对自己的金钱利益做出基本错误的判断。19世纪，西部开发的伟大创举就是由没有这种判断失误的人做出的。持其他观点的人在证明，所谓健全的经济学，当时与现在一样，往往是反映受尊敬的富人的需求。
这并非明智之举，尽管硬币主张者认为是明智的。他们希望这项举措至少可以使白银的提倡者得到满足。悲哉，后者仍未得到安抚。骚动在继续，并非由于制造了有限的银币，而是出于所提供的一切。人们还感到，这不仅会提高白银的价格，而且也会从整体上提高农产品的价格，由于白银的倡导者是心地善良的教徒，因此他们有一种深深的信念：拥护白银就是拥护上帝。在随后的年度，不管上帝有什么希望，他都深深卷入美国的货币政策之中。
这是一种东部有名望的银行和商人极为反感的调整，但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不可容忍的。他们有优等货币彼此做生意，也与外国人做生意，他们有上等的银行。他们只要用心，就可以区分来自西部的上等的与可疑的票据，不是将后者拒绝，就是打适当折扣后加以接受。他们蒙受损失，但销售量也在扩大，有经济头脑的人后来谈到对著名商业社区的看法，他们谈到了不稳定的银行业的混乱状态。他们认为，殖民者由于急切想得到银行票据，以及受经济学陈腐观念的影响，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智者未能抓住要点。
1890年，由于高税收的主张者和白银的主张者之间进行脱离正轨的讨价还价的交易，购买白银被进一步放宽。为此，购买白银而发行的财政部钞票可以随持有者心愿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可以预见，格雷欣定律现在以对黄金不利的状态发挥作用。白银在交易中流通。财政部钞票持有者将其兑换成黄金，随后将黄金存留，送往海外或在海外花掉。财政部黄金储备减少，1893年有一股强大的兑换黄金储备热。为增强黄金储备，出售了政府债券来购买黄金，但是这样得来的黄金又被抛出去，收回为购买白银而发行的钞票。
国家新开垦的地区有权按意志开办银行，且因此有权创造票据和储蓄。中央银行并不检验这些银行兑换票据的能力；虽然有州立法规明确规定，现金储备必须得与票据和储蓄相符，但是这些法规是由一只软弱无力而彬彬有礼的手实施的。于是，当文明或某种类似的事物于18世纪三四十年代来到印第安纳或密歇根的交叉路口时，银行也来到了。发行银行票据给农民买土地、牲畜、种子、饲料、食品或简单设备，也就使之开始经营。如果和其他人之间开展的生意兴隆起来，还清了贷款，银行就可以生存下去。如果未能兴隆起来，无法还清贷款，那么银行就是失败的，而且某人——也许是一个地方债权人，也许是东部的供给者——只好双手攥着一文不值的票据。那时，这家银行的一些借贷者已在做生意。从某种角度上说，某人手持票据就不由自主地为赢得西部做出了贡献。
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如果人们在探索原因时有足够的警惕性的话。1893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抢购黄金决定了一次恐慌的规模。这次恐慌也有其他原因，与以往一样包括先前的投机倒把。但是硬钱的支持者及其代言人如同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一样，把一切过错归于白银。1893年夏季，克利夫兰让国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限制白银。通过与众议院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参议院长时间的唇枪舌剑的辩论，被屈服和恐吓的国会最终答应了要求。
在金融、贸易和信贷发展的社区，主要在东部，但过几十年，也将其影响伸向西部和南部，通过调整给这样的社区提供一种基本的硬通货——黄金和白银。对这样的社区来说，先在州府管理下，随即在联邦规章规范下，银行越来越可靠，银行坚决按要求使用金银兑换其票据和存款。因此，银行票据与金银具有完全等同的购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