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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张白银的人并未被完全击败。1896年，他们把这场斗争交给了选民。在主张硬钱的人们看来，布赖恩“昏庸自满，他坚持把白银问题当作主要问题”。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他发出了不朽的挑战：“……我们要答复金本位倡导者的要求，对他们说，‘你们决不要把这个带刺的王冠向下直压劳动者的额头，你们决不要把人类钉死在一个黄金十字架上。’”上帝以前就听到有关白银正直的劝告，因此现在他明白了黄金至少象征性地意味着他儿子的死。
从更严肃、更深刻的思想来看，从1832年以后的100年是基本妥协的100年。实际上，存在两种货币体系，其中的每一种都适合于对其所服务的国家或经济的部分的需求或预测。在这两种体系之间，是不安定的共处，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和平的基础大体是一方不能毁灭对方所拥护的体系。对每一方来说，这种缺乏是许多公道的惋惜的根源。
在选举中，布赖恩被彻底击败。时光依旧。现在，中西部赞成硬通货。麦克利以271票对176票获胜。纽约《世界》(<i>World</i>)杂志说：“并非自从里奇曼倒台以来，爱国的美国人才有这样的理由来欢跃……荣誉被维护了。”
但是，并非一切都是错。在19世纪，谈起令人沮丧的美国货币错乱时，人们也总是羡慕且欣喜地谈论民族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两件事中肯定有一件是真实的。货币计划肯定有一种补救作用，否则就是无足轻重的。
1900年影响硬币和钞票的化妆品立法进一步肯定了对黄金的承诺。结果是，一些洁癖者把美国采用金本位定为这一年。实际上，它已经取得了胜利。
美国货币史上的思想为公众所接受，必须一提的是，这种思想缺乏才气，以此看来，1832年后的岁月是可悲可叹的。自由银行业、由此带来的银行倒闭、随之而来的美钞且需要更多美钞的骚动、一些成功制造低档银币的压力与再现的恐慌交织在一起，正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所认为的那样，所有这一切使美国的金融体系成了“文明社会的最大败类”。
但是，1900年的法律中有一则幽默能给人以启迪。该法律允许国家银行——当局的好银行——发行的钞票完全具有储存国库里的政府债券价值的100%，也把这种流通的少量税收一分为二。结果是，国家银行钞票流通量迅速增长——在随后8年中翻了一番多。一切善良的财政人士称赞这一举措对国家增长的商业是必要的—— 一个健全而有益的活动。绿钞、白银证书、购买白银的国库钞票，所有这些实际上是不可区分的，这种货币的增长是有缺陷的、不明智的、鲁莽的——或如同纽约《世界》杂志所认为的，是非常不光彩、非常不爱国的。没有一项原则可以区分这两种情形，只有真理与高尚的财政利益之间的有趣的联系才能做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