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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934年和1935年，根据立法对联邦储备体系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关于权力在何处的所有疑云现在都消散了。财政部长和货币审计长被联邦储备委员会除名，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从此按新方式被授予14年的任期，不许连任，被授予对地方银行包括人事的所有权。自那时以来，地方银行行长的名字不再出名了，除了他们的妻子和邻居以外，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寥寥无几。“……自从1933年以来，最强大的趋势之一是对地方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力的腐蚀。”在授予委员会的新权力当中，包括改变商业银行必须保持在储备银行的储备的权力，包括规定证券投机经营者需交纳定额的保证金的权力。
通常都不把股市倒闭或空前的投机看作一个决定性的原因。股市是对更深层的、更基本的势力的一种反应，其本身并不是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繁荣在1929年初开始减退，虽然大众直到10月份股市倒闭产生轰动影响之后才开始认识到。”从某种表面现象来看，会把大萧条这样可怕的事物归因于任何像对普通股票投机这样的不实在的事物。也许某种保护的本能也在起作用。股市通常在正直的人看来是没有道德的。为什么要给华尔街的敌人的弹药比自己已经拥有的还要多呢？为什么要使投机也具有社会意义呢？
经过漫长的时期，美国从所有重要方面来看，终于有了一家中央银行。可以预见，这是民主党的成就，该党虽然对这样的中央化和这样的权力疑虑重重，却能对其加以认可，而未受到有邪恶目的的嫌疑。据认为，任何完善到可以自成体统的组织就已处于衰落之中了。1933年后，联邦储备体系就可以被看作这一情况下的例证。在随后的1/4个世纪，它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政策的主流。
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把19世纪令人痛苦不安的危机转换成深刻持久的悲剧因素未引起什么注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命运趋势的又一表征；它比以前的更严重，因为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越来越严重，直到注定崩溃为止。对当时的正统学者来说，它是商业周期中的另一次向下的转折，很可能由于政府为使其终结而做的错误导向的努力而延长。
在1933年银行业通过的立法中，有一项条款遭到保守分子和新政府同样的反对。这项条款为银行储蓄提供了保险，是由来自密歇根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和来自阿拉巴马的众议员亨利·B.斯蒂格尔(Heury B.Steagall)制定的，就货币而言，斯蒂格是以古怪甚至是偏执而著称的。一个特别公司——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将获得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的特许执照和资本。所有愿意加入的银行——州立的或国立的、联邦储备会员或非会员——的储户都将得到保险。这个方案的危险性是有目共睹的。最好的银行现在将不得不为最坏的银行的鲁莽行为负责。最坏的银行由于知道另外有人必须得付款，因而就放纵了鲁莽的行为，按立法进行监督也限制不了。美国银行家协会对这个方案进行了“殊死”斗争，认为它是“不健全、不科学、不公道的”，是危险的，并且在其他方面也不令人满意。也许这甚至意味着又回到了危机四伏的银行业的最疯狂的日子里。
有一种情况表明，就人们的焦虑且因而对其行为产生的影响而言，到目前为止，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至少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对如此多的人产生类似的影响；原子能的释放虽然使丧心病狂的好战分子增添一些谨慎，但也未产生如此大的作用。相比之下，登月旅行只是小事一桩。在大萧条中生活过的人，没有谁不为这样的经历而有所改变的。
在整个美国货币史上，没有哪个立法行动带来了这样的变化。自那时以来到此刻我写本书的时候，没有一家银行外面排队挤兑，并由此不可避免地扩散到城里其他银行去。几乎从来都没有形成过队列。也没有理由认为应该有队列出现。政府保险资金是储蓄的后盾；不管银行出了什么事，储户都会拿到储蓄。由于保险部门——联邦储备保险公司必须得为鲁莽行为付出代价，就有不可推诿的理由进行意在防止鲁莽行为的监督和干涉。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看，联邦储备保险公司是联邦储备体系未能成功担任的机构—— 一个绝对可靠的最后贷款人，马上可以拿出支付上了保险的储蓄的钱，可谓无可挑剔。1933年，有4 044家银行倒闭，经查处，认为银行假日过后也不适合再开业。1934年，倒闭数目降至62家，其中只有9家上了保险。11年后，在1945年，所有美国银行中倒闭数目降到1家。不是联邦储备体系，而是默默无闻的、被人看扁了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结束了失控的银行业的混乱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