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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初，恰好在放弃第二阶段控制之时，还出现了把美元兑换成其他货币的群众运动。这预期在美国会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美元进一步贬值。两种期望都恰好为发生的事件所证实。(在其他货币也有类似的投机运动。)要维持史密森平价，已证明是不可能的。货币不稳定现在已成为受拥护的政策；这也获得了个好名声，称之为货币浮动。政府的经济学家用官文的最高表现手法来美化他们的屈服：
……(1)……它们在实施中并没有起很大作用。(2)从长远来看，它们很可能加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转移了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劳动力政策之基本武器的注意力。(3)它们在让位之后，对更多的劳工骚动和更高的工资协议的产生起了作用；否则，劳工骚动就会少些，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工资协议。进一步来讲，(4)它们与竞争的精神相对立，破坏了市场的力量。(5)当与借贷相结合时，它们可能会蔑视国家的反拖拉斯法。
在国际经济关系领域中，1973年的特征可能就是不断的调整，以纠正过去失偏并且适应新的发展，新发展在该年进入了美景。年初大多数主要国家的政府都放弃了把汇率按谈判达成的水准来固定的努力。虽然中央银行继续进行一定的调停，但外汇市场在确定使市场畅通的汇率中起主要作用。这个过程有时显示出市场外汇率发生非常大的波动的特征。但是，市场发挥很好的调节作用……
由于总统强调这无望的路线，重要的权力便受到排斥。不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干预。以前对限制报有的希望被取而代之，那便是要求公司和工会实行它们具有的并且可能带来直接报偿的任何市场权力。与尼克松先生打交道时，有失公允的情况实属不易。他招来一切可能的批评，并为其辩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批评必须得留给他的最有名气的部下。路标的直接结果若得到承认，那么在肯尼迪时代就维持了价格的稳定。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几天后在对路标检验时认为：
所提到的“过去失偏”是指，把过错转嫁给前辈，一种由于作者也是前辈的事实而受到一定损害的权宜之计。所提到的“汇率发生非常大的波动”是对国际商务中严重混乱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就混乱这一事实而言，没有谁会十分怀疑的。
一切可能的破坏都在这里。经济管理尽管就需求而论甚至更为迫切了，却要被减少到最小地步。提及他的经济学家的微调措辞，一个陈词滥调流行起来了。同理，也要对密西西比河泛滥的洪水进行微调。虽然这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但是肯定意味着严重依赖货币政策。联邦开支和税收都受到国会行动的制约，然而甚至在一位新总统顾问的想象的驰骋中，都不认为会受到微调的影响。还有一种思想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的成功取决于高级技术，而不是高级智慧。现在，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情况从来都不是如此。若是幸福的情况，那么经济问题长期以来本可以解决，因为在所有奋斗的领域中，好的技术员大有人在。
几乎在所有的商务交易中——国际的甚至更多是国内的——都存在一种未来的成分。现在的成交都反对过后的付款。这样的成交问题是，双方都不知道所付的款将有多大的价值。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买方不知道他必须得为以后付款所用的货币付出多大代价，抑或如果卖方不知道他将为他所接受的付款所用的货币按自己的货币估算将会有多大收入的话。如果汇率不稳定，情况就是如此。在紧急情况下，中央银行实际上不得不介入以提供一点把握性。浮动货币因此就成了一种并非完美的稳定货币。浮动，就变为所谓的肮脏浮动。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起了讨论，旨在制订中央银行肮脏浮动的行为准则。
新政府所继承的价格运动实际上也并不特别令人吃惊。批发价格指数由1967年为100的基数在1968年升至102.5，在1969年又升至106.5。在经济事务中的不幸显然是一种相对的事情。但是，这种价格上涨似乎非常严重，因此，新政府于1969年元月上台坚决宣布要将其结束。为此新总统大胆宣布要延续以前经济管理中真实或潜在的一切缺陷，并使其更加危险。1969年1月27日，尼克松先生在入主白宫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带着后来水门事件中的录音所公布的那种措辞不确定的口吻说：“……我们正在努力工作，应该说，我们无须对经济管理过多——我们要对我们的财政和货币事务进行一定的微调，以控制通货膨胀。在这方面，我应做另一点说明。我不同意一种建议，这种建议认为，鼓励劳工、管理和企业遵循一定的准则，就可以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
国际贸易肮脏浮动的结果并非马上就是有害的。在巨额谷物和其他食品交易的帮助下，国际贸易在1973年继续扩大。虽然有一些人，但并非大多数，会想象出，这种混乱的临时凑合的表演反映了进步。凯恩斯和怀特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希望的是某种更好的事物。他们的希望是正确的。
刚才提到的事件的顺序是重要的；尼克松政府的经济学家，在后来的年度中，把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归于他们所继承的财政混乱。这种解释经过重复，得到广泛承认。把一个人的缺点归于其前任，会带来一种明显的便利。归结到逻辑推理，这意味着，政府只有执政几年后才不得不对经济运行负有责任。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推辞。但实际上政府接手的财政局面，如通常所述的那样，显然是美好的。这与其经济学家为使经济的因果关系变成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做的努力不大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