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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银行在最初的日子里，认真掌握自己的自主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尤为如此，该行在一位有雄心有威望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的领导下，认为与华尔街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地位不相称的同行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董事会作为协调权威，因《联邦储备法案》授予的微不足道的权力而成了残废，它也缺乏威信，势必也缺乏简单的技巧。
联邦储备系统还把一种高效的结算和兑现支票的方法付诸经营。从前，当把一家银行的支票带到另一家银行时，自然要交费——实际上每次付款要交少量的税。现在，用支票付款实际上是免费的，这是一个小的但显然是有用的措施。
联邦储备董事会成员是拿政府薪水的政府官员。相反，各个储备银行的行长是银行家，拿银行家的薪水。(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在初期曾两度拿双份薪水，成了储备银行总裁。)在一个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人的价值的时代里，银行家的影响与其工资和地位息息相关。
该系统取得的成就并非微不足道，有些尚未得到充分肯定。在联邦储备系统的早期年月里，美国大城市较好的商业区有了高质量的不动产，令人感到庄重的信托大楼拔地而起。自那时起，人们对这样的货币中心留有资产雄厚的印象，否则，这样的中心就会成为像克莱夫兰或圣·路易斯那样的二流中心。在英国或法国，只有首都才能有这样庄严的金融中心；在美国，十几个大城市有这种福气。这些象征虽然并不十分重要，但也并非无足轻重。建筑的端庄风格也不是为了让人见了唉声叹气，货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他们希望金融建筑能反映这一性质——严肃认真，决不草率轻浮。作为补充，这也适合于银行家。医生虽然手中掌握着生命本身，但也可能是玩幽默的。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在《衰落与倒台》(<i>Decline</i> <i>and</i> <i>Fall</i>)中塑造了一个酩酊大醉的人。一个有趣的银行家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沃也不能使一个喝醉了的银行家看上去合情合理。
此外，在美国所有的政治态度中独具一种信念，那就是专家是通过任命而得到适当地位才成为专家的。由于原始成员可以干到期满，否则就是提升了，因此，联邦储备董事会越来越受这个信念的毒害。在20世纪20年代，哈丁总统任命一个名叫丹尼尔·R.克利辛格(Daniel R.Crissinger)的人担任联邦储备董事会主席，他也是来自俄亥俄州马里昂市。克利辛格是哈丁的邻居和朋友，一家蒸汽铲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也是他出任董事会主席的任职资格训练。他一直干到1927年。赫伯特·胡佛在他的回忆录中，把协助过克利辛格的其他第二代被任命者称为“平庸之辈”。
在美国经济学中有一种重要传统，较少涉及保守主义而较多涉及给人舒适感的一致性，这在哈佛大学有时被称为贝尔蒙特综合症(Belmont Syndrome)——许多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望的哈佛大学教师的一种欲望，他们想离开宜人的郊区的家庭、妻子和烦恼，来到办公室、计算机室和教室，摆脱来自争论、批评或思想混乱的打扰或沮丧。这种对舒适的偏爱排斥了它与舒适相对立的证据。贝尔特蒙综合症是一种自然的且无害的事物。如果所有的参加者都带有一种强制性的压力来震撼或改变世界，那么学术生活肯定不会得到改善。被普遍相信的内容肯定有人要讲授。但是，由于我们现在讨论联邦储备系统，也就必须承认，在60年里，该体系一直是贝尔蒙特综合症或相近学科领域的同等病症的一个主要的常规患者。在通常讲授或相信的内容中，必须用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该体系历史的每一个侧面。
此外，联邦储备董事会早期对其掌握的控制工具的认识有局限性，在再贴现率是增还是减的问题上，往往能与地区银行达成协议，认为这种协议是明智的，或是斯特朗总裁事先决定好了的。该董事会一度认识不到公开市场运行的辅助措施的性质。
最后，出现了通货膨胀。1963年为纪念系统创建50周年，管理委员会(如现在所称)出版(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出版)了一本关于其目标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上写道：“今天一般人认为系统的基本目标是用坚挺的美元来大力提高就业水平的……”在随后的10年里，出现了和平时期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公开市场委员会仍被认为是最有势力的美国平民团体，就这个问题反复举行过会议。通货膨胀持续不断，当通货膨胀速度放慢时，失业人数可悲地增长。权力如实地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