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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从整体上来看，如此来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经济体制的性质，实属罕见。
随着刚才提到的《1942年紧急价格控制法》(Emergency Price Control Act)的通过，现在就有了全面应用已通过的凯恩斯方案的气候。在特别压力下的物价将受到严格控制；用财政手段限制需求，大体上会使物价保持稳定。随着新价格控制立法生效，显然整体方案暴露出的缺陷令人忧虑。通过充分的观察，基本理论中令人羡慕的经济观念，在实际中表现的缺陷令人忧虑。这是一种甚至诸如此部史书的作者都得不到原谅的倾向性。但是意在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不足之处的。
由于战争期间的价格保持在有报酬的水准上，且因此给生产提供了动力，其作用不会完全消失。但与货币一样，其作用大大减少了。具体来讲，可以明显看出，由于价格固定不变，因此再不会用上涨来减少对供给短缺的产品或服务的使用或消费。这样的增长对生产投资和扩大不再有指导作用。在把工厂、劳工和材料转为军用时产生的价格上涨也不是决定性因素，虽然军用品价格也自然保持在有报酬的水准上。
1942年初，珍珠港偷袭事件发生了，在经过极为广泛的立法听证和辩论之后，物价控制得到立法的充分认可，由特殊法庭负责实施，而且及时制订了对违反者的惩治条例。没有寻求对工资的控制权；在整个战争期间，这都是一个比较非正式但并非因此而比较非严格控制的问题。仅在1943年中期，农产品价格才得到有效的控制。
民用消费的减少并不是由于价格较高，而是由于供给制，或由于货架上空空如也，且消费者不得不空手而回，或由于把供给让给了上午最早来的或排队时间最长的人。并非所有这些办法都值得推广。必需的军用产品的获得不是由于价格高，而是由于正反两方面控制的结合。汽车生产、大多民用建筑、大多非军事目的投资被禁止，于是这方面使用的材料和劳力也被禁止。非军事、非必要地使用钢铁、铜、其他金属、橡胶和其他有关物资被禁止。民用工业中的就业也限定了最高价格。正面控制随之限制在罕见的稀有物资中——钢铁、铜、铝、橡胶和其他几种物资——出于军事目的或必需的民用目的。
1940年5月下旬，恰在法国沦陷之前，罗斯福总统成立了——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了——刚刚提到的部门，国防顾问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军事生产进行计划和组织，或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通过做这种表面上的工作来使公民恢复信心。利昂·亨德森(Leon Heuderson)是该委员会的七位委员之一，他是一位有杰出的智慧和精力的公务员，负责组织力量“来稳定原材料领域中的价格”。亨德森把原材料这一术语解释得很广泛，包括除农产品以外一切物资的价格，在这方面，公共政策从名义上或实际上所做的承诺不是稳定价格，而是提高价格。这种承诺并未因战争的前景而改变。亨德森和少数几个官员把持着以物价监督为主的简报编辑工作，直到1941年4月为止。当时根据总统令成立了物价管理与民用供给署，也是以亨德森为首。这个供给署有权制定价格上限；但由于缺乏立法权，只能对违反者进行言辞上的谴责。(就是在这些年中，为了描述这样的口头惩罚，仗势欺人一词才进入了我们的语言。)
与上述控制相关的并对其有重大帮助的是经济的发展。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经济总产量——国民生产总值——从未受战争或战争前景影响的最后一个年头即1939年的2 090亿美元，升至1944年的高峰3 610亿美元，这一增长大约等于政府用于战时目的购置的增长。这意味着积累民用消费在战争期间并未减少；相反倒是大大增加了，因为民用实业投资减少了。按不变价格计算，对商品和服务的民用购置在1940年为1 560亿美元，在1944年为1 710亿美元，比1945年多120亿美元。
在这些初步策划中，未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在以前几十年的失败过后，它至多也只不过被认为是无用的。结果，它在战争期间未起到重要作用。在此期间确立1%的很小的再贴现率，给政府的短期贷款有更低的优惠利率。得到银行的这种优惠贷款是受限制的，战时有规定限制对银行贷款的需求，包括对消费者信贷的直接控制。如我们看到的，从1940年起，联邦储备就成了华盛顿的一潭死水。1940年以及1941年初，它对战时经营的最显著贡献就是在瞬间出现的新的华盛顿总部中给国防顾问委员会提供办公场所，该委员会在计划——且可以说在组织——初步经济动员。
因此，一般来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靠的是扩大生产——利用在大萧条期间闲置的设备和劳动力，把新劳工吸收到劳动力中来，延长工作时间。也许自从在罗马统治下的基督殉教者受难以来，可能再也没有如此多地提及美国这些年中所做的巨大牺牲，这里指的是商品而不是鲜血。有些商品，譬如新汽车和闹钟，是弄不到的。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积累消费和家庭平均消费都比从前提高了。牺牲得到如此报偿，且又如此有益，这是绝无仅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