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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这么多啤酒，您的钱够付账吗？”安布罗修说道。
“那人既反对奥德里亚，也反对共产党，”哈柯沃说道，“是个阿普拉分子，你们信不信？”
“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圣地亚哥说道，“我还以为早就发生了呢，实际上只是那天早晨才发生。”
“你每次故意晚回家是为了不跟我们一道吃饭，即使屈尊跟我们一道吃饭，也是金口难开。”索伊拉太太说道，“是不是在学校里让人把舌头割掉了？”
今天早晨我们一直在一起。毒蛇似的蠕虫又出现了。我们没去上课，因为哈柯沃对我说：我想单独跟你谈谈。毒蛇宛似一把锋利的尖刀。我们在共和国大街上走着。一把尖刀变成了十把尖刀。我们在展览会公园小湖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阿雷基帕路的双行道上行驶着来来往往的汽车。一把尖刀慢慢地插了进去，另一把拔了出来，接着又慢慢地插进了一把。圣地亚哥和阿伊达在林荫道上走着，路上很暗，空无一人。另一把尖刀又插了进去，像是插入一个软皮面包，他的心像面包屑一样，碎了。那微弱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果然，小心翼翼、顾虑重重的进步学生神秘地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但犹如一闪即逝的影子：你们是文科一年级的吧？课间休息时，这些人往往坐在系里庭院的某条长椅上，好像是在为被捕的学生购买床垫募捐；有时也在法律系的喷水池周围散步，同别的系、别年级的学生交谈几句：他们被关在监狱的牢房里，睡在硬地上。在这种短暂迅速的对话中，在不信任感过去之后，怎么还没有人打破疑虑跟他们三人谈起募捐之事呢？他们注意到，或是自以为注意到，有人在精明地试探他们的想法，仅仅是一种慎重的试探，暗示一下人们正在准备某种即将到来的事件；或是暗暗表示，让他们也以同样秘密的方式表示一下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但谈话丝毫不涉及政治，只说这次募捐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举动，甚至只说这是一种基督徒的慈善行为。这些人单独地、匆匆地出现在圣马可，走近他们，谈那么一小会儿，而且谈的内容都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就在消失了几天之后重新出现了。虽说真诚而热情，但他们那乔洛人、华人、黑人的笑容始终流露着戒备的神情；他们那内地人的口音讲出的话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穿着始终是那破旧的、褪了色的衣服和旧鞋子，有时腋下夹着一些报刊和书籍。他们简单地问道：你们是学什么的？哪儿的人？叫什么？在哪儿住？像是阴天的干雷，一种突然的信任感蓦地拨响了沉闷的谈话：在奥德里亚政变时，那个法律系的学生同别的同学一起躲进了圣马可。这种信任感又燃炽了谈话：这个人被捕过，在狱中进行过绝食。接着又透露：他被放出来才一个月。这种透露在三人心中激起了一种急切的兴奋和强烈的好奇：当各系联合中心和学生联合会还在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警察解散学生组织、监禁其领导人之前，那个人是经济系的代表。
“他想跟你单独谈什么？”圣地亚哥回想：我当时没看她，话语是从牙缝挤出来的。“他要跟你议论我？说我坏话？”
“他们必须小心点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哈柯沃说道，“他们早晚会出现的。”
“不，不是想议论你，是想谈谈我的问题。”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小猫喵喵叫。“他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入学已经两个月了，但还没遇到一个进步分子。”圣地亚哥说道，“我倾向于认为进步分子根本不存在。”
“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圣地亚哥喃喃地说道。
“光我们三个人是不行的，”哈柯沃说道，“我们先要同进步学生建立接触。”
“他说他爱我。”圣地亚哥回想：她的声音犹如巴杜盖小时候的哀叫声。
“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超出空谈理论的范围。”阿伊达说道，“我们似乎应该做点什么，不要光空谈。”
“十月的一天晚上，七点，在阿雷基帕路的第四街区上。”圣地亚哥说道，“我明白了，安布罗修，我就是在此时此地倒霉的。”
“我不是怀疑一切，”圣地亚哥说道，“这也是话赶话说出来的。”
圣地亚哥把双手从衣袋中抽出，放到嘴边，哈了一口气，想竭力装出笑容。他看到阿伊达交叉着双臂停下脚步，在最近处找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
“你不要怀疑一切。”哈柯沃说道，“要么肯定一切，要么怀疑一切，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
“在这以前你从来没发觉？”圣地亚哥说道，“你知道他为什么建议这样划分小组吗？”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圣地亚哥说道，“我对他又恨，又爱，又佩服。”
“他说，我们三人总在一起不好，我们几乎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别人会不高兴的。我相信了他。”圣地亚哥回想：这微弱的声音显得那么没把握。“他说，这样分组不会带来什么变化，虽然我们分属两个小组，但我们三人还可以跟过去一样，一切照旧。我也相信了他。”
“他那时肯定希望能像变魔术似的看您一眼您就消失了，好让他自己跟那姑娘单独在一起。”安布罗修笑了。
“他是想单独跟你相处。”圣地亚哥说道，“换了别人也会这样干的。”
“哈柯沃肯定也嫉妒过我。”圣地亚哥说道，“但我们两个都在掩饰着。”
“可是你生气了，不再找我们了。”圣地亚哥回想：她警觉了，难过了。“我们三人以后就不在一起了，根本没有像以前那样。”
“您是嫉妒您的朋友了。”安布罗修说道，“嫉妒心是世界上最有害的东西。”
“我没生气，一切还和以前一样。”圣地亚哥说道，“我只是发觉哈柯沃总想单独跟你相处，我是个多余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是朋友。”
哈柯沃说：圣马可大学是全国的一面镜子。二十年前，这些教授也许都是进步人士，读过许多书，但是后来由于不得不兼搞别的工作，或是由于社会风气，就都变成庸人，变成资产阶级了。蓦地，那条小蠕虫又纠缠不清地爬到了胃部。阿伊达说：学生也有过错，他们都喜欢这种体制嘛。圣地亚哥说：既然大家都有过错，我们就只好无所作为了。哈柯沃：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大学的体制改革。杂乱的谈话、热烈的争论都被那酸溜溜的小蠕虫干扰了，打乱了。注意力也被一种忧伤或是怀念的狂飙破坏了。可以搞平行授课，双重管理，大学属于人民，哈柯沃说道，凡是有能力的人都可以进大学讲课，学生可以赶掉不称职的教授，既然老百姓不能进大学，那么就让大学去深入老百姓。为此您感到忧伤，您虚构了二人单独散步的情景，所以您要怀念这种散步，对吗？圣地亚哥说道：既然圣马可是全国的一面镜子，那么只要秘鲁还是这么糟，圣马可就永远也好不了。阿伊达：要想根治各种弊端，改革是不行的，要进行革命。但是我们是学生，我们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学校，哈柯沃说过，搞改革实际上就是搞革命，要分阶段进行，而且不能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