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 (第4/5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印加帝王们为了控制其统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诡计：他们自命为神，分封诸侯，移民他乡，把村镇居民迁离故土，“嫁接”在遥远的异乡。流传至今的用克楚亚语写成的最古老的诗歌就是表现这些人在异乡感到惆怅而怀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远在苏联大百科全书和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出版前五个世纪，印加帝国就施行了政治上的古为今用：每个印加帝王登上宝座时，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学者），他们负责修改历史，以证明印加的历史是在当今帝王的统治下才达到高峰的，先帝们的一切丰功伟绩都归功于现今的帝王，导致要想恢复被神秘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了不可能。印加帝王们有一种相当精密的计数法，即结绳计数法，但他们没有文字。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帝王们根本不想有文字，因为文字对他们那样的社会将构成一种危险。我一直认为这一理论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们的艺术是严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没有印加帝国之前各种文化（如纳斯卡文化和帕拉卡斯文化）所表现出的技艺。精致非凡的羽毛毯、图案神秘的纺织品就是上述两个文化的产物，它们至今仍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和魅力。

1957年，我大学毕业，第二年交了论文，并获得去马德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到欧洲去，想办法再到巴黎去，是我阅读大仲马、凡尔纳和雨果的作品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我幸福地整装待发，正在此时，一个偶然的事件为我提供了去亚马孙地区旅行的机会。一个叫做胡安·柯玛斯的墨西哥人类学家想周游上玛拉尼昂河，因为阿瓜鲁纳人和汪毕萨人的部落就在那里。考察队中还有一个空缺，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了。

沿海是印加帝国的外围地区，其文明也是从库斯科辐射过来的。虽说印加文明在西班牙征服之前不是唯一的秘鲁文化，但可以说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文化，它从秘鲁一直延伸到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以及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印加帝王们征服了几十座城镇，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筑了城堡和要塞，并且建立了行政系统，使得产出足以养活所有秘鲁人。这一点，以后的任何政权都未能做到。尽管如此，我从未对印加帝王们有过好感。虽说他们留下的纪念性建筑物，譬如马丘比丘和萨克萨瓦曼使我惊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鲁的愁苦（即我们性格的突出特点）也正是根源于印加帝国。那是一个军团化的官僚主义社会，人像蚂蚁一样被组织起来，一台无所不能的压缩机粉碎了人们的一切个性。

在上玛拉尼昂河流域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参观了部落、屯子和村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因为那次旅行向我展示了我的国家的另外一个天地（正如我所见到的那样，秘鲁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国家）。从利马到奇凯斯和乌拉库萨这两个屯子，等于从20世纪跳回石器时代，等于同赤身裸体生活在最原始状态之中并受着非常残酷的剥削的同胞们进行接触。剥削者们也都是些可怜的赤脚的半文盲商人，他们用以低得可笑的价钱从部落里购得橡胶和皮毛，印第安人如果有任何摆脱他们的企图，他们便野蛮地加以惩罚。我们到达乌拉库萨的时候，酋长出来迎接我们。酋长是阿瓜鲁纳人，叫胡姆。见到他、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此人不久前由于企图建立一间合作社而痛遭毒打。在上玛拉尼昂河地区的遥远村落里，我看到并亲身体验到了我国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残酷现实。然而，亚马孙地区并不仅仅意味着苦难、暴行及不同思想、不同历史时期的秘鲁人困苦的共居生活，它也是一个繁茂的世界，一个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的世界。从城市里来的人在那里可以发现尚未被驯服、尚未被洗劫的大自然：壮观湍急的河流、原始林莽、仿佛从神话中走出来的动物以及过着冒险生活却自由自在的男男女女。他们过着就像我在孩提时代欣喜地阅读过的探险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过的那种生活。我想我还从来没有做过收获如此丰富的旅行。我在1958年的那次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做的许多事情后来都被我酿成了故事。

像所有移居他乡的家庭一样，侨居异国增强了我们的爱国心。直到十岁，我一直坚信生为秘鲁人是我最大的幸运。我头脑中的秘鲁与其说是同现实的秘鲁相联系着的，不如说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个国家相联系着的。只是到了1946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的秘鲁，那一年，我们家从柯恰潘巴迁到了皮乌拉，因为我的祖父被任命为该市的地方长官。我们走的是陆路，在阿雷基帕作了短暂停留。我还记得，在踏上故乡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么激动；我也还记得，我的伯父对我是那么宠爱。伯父叫埃德华多，是个单身汉，也是一位对宗教极为虔诚的律师。他有个女仆，叫伊诺森西娅。他的生活犹如西班牙内地的绅士，穿着整齐，有条不紊。在那旧式家具、古老挂像和古旧杂物中间，他也渐渐地衰老了。我也记得在卡玛纳奇耶，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那股兴奋劲儿。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没办法，不得不把汽车停下来，让我在那荒凉的海滩上扎了个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礼并不成功，因为一只螃蟹夹了我一下。尽管如此，对秘鲁海岸这份一见钟情式的情谊却延续了下来。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几乎没有被从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渗浸过，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冲刷着，却受到了一些人的恶意中伤。那些誓死捍卫印第安传统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责我国的沿海地区轻浮、媚外。他们认为秘鲁的政治经济中心由山区转移到沿海（即由库斯科转移到利马）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一转移产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权主义，使得秘鲁变成了一只大蜘蛛：这个国家的头部（即首都）硕大无朋，四肢却细小羸弱。一位历史学家把利马和沿海称做“反秘鲁”。而我，作为一个阿雷基帕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山区佬”，在这场争论中本应该站在安第斯山一边来反对沿海沙漠地区的。然而，如果让我在沿海地区、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森林地区（按经度划分的秘鲁三个地区）三者之中进行选择的话，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边的。

在那次旅行中，我第一次直觉到被以赛亚·伯林称之为“矛盾着的真理”的东西。在圣玛利亚·德·涅瓦那小小的镇子里，于20世纪40年代建立了一个传教所，修女们为部落的女孩们开办了一所学校。但是由于女孩们不愿意上学，修女们就求助于警察，强迫女孩们上学。有些女孩在传教所里待上一段时间后，就同家人失去了联系，不能返家重过以前的生活了。那么这些女孩们怎么办呢？于是她们被托付给代表“文明”的人们，即路经圣玛利亚·德·涅瓦镇的工程师、军人和商人，等等。这些人却把女孩们带走当了用人。富于戏剧性的是，修女们不仅没有发觉这一善举的恶果，反而还要把这一善举坚持到底，以此来证明她们那真正的英雄主义。实际上，修女们的生活条件也相当艰苦，在河流涨水的几个月中，她们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困苦状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作出无限的牺牲，却给人们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灾难，这就是我要永远记取的教训。这一教训使我明白了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双向的。这一教训也向我指明，在判断人们的行为时，在对社会问题决定加以解决时，你如果想使你所采取的手段不会导致比疾病更有害的恶果，那么你就必须慎重行事。

从一岁到十岁，我住在玻利维亚的柯恰潘巴市。在这座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还记得我所干的事和我认识的人，但最难忘的是我阅读过的书籍：山道坎的故事，诺查丹玛斯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卡略斯特罗的作品，《汤姆·索耶历险记》，《辛巴达航海旅行记》，海盗、冒险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爱情故事，还有我母亲藏在床头柜中的那些诗歌（其实我并不懂，只是视为禁果的诱惑）。阅读这些书籍是我最美好的时刻。我把喜欢的书全看完了，这太令人难熬了。有时我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变某一作品的结局。这种对他人作品进行的“续作”或“补充”就是我最初的写作，也是我写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