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十色的国家（代序）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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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欧洲，直到1974年才返国定居。我二十五岁出国，三十八岁回国，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我回国后在很多方面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在我与自己国家的关系上，我想我还是保持着童年时的那种看法。这种关系不能用概念而只能用比喻加以说明。我认为秘鲁本身就是一个不治之症，我同它的关系是紧张的、冷酷的，但充满着以粗暴为特点的激情。小说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有一次曾说，作为作家，我与他的区别是，我与文学关系是夫妇关系，而他与文学的关系是通奸关系。我觉得我与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也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与狂热。我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反对是自觉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人类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为最糟糕的走私行为打掩护的。然而事实是，我国的事物，有的使我恼火，也有的使我兴奋。在我国正在发生着的或发生过的事都不可避免地与我密切相关。如果能作一番衡量，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我写作的时刻，离我的眼前最近的正是秘鲁的缺点。也许我对困扰着秘鲁的各种问题批评得过于严厉，从而有失公允了。不过，我认为在这种批评的后面有着深深的休戚相关之情。虽然我恨秘鲁，但是，正如塞萨尔·巴列霍的诗句所说，这种恨总是浸渗着柔情。

我出生的城市阿雷基帕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的一座山谷里。这座城市以其教权主义、造反精神、律师、火山、一望无云的蓝天、美味大虾、地方主义以及“下雪”而名扬全国。所谓下雪，是神经官能症的一种暂时性的症状。某天，一个最为温顺的阿雷基帕人突然会对人家的问候不予理睬；连续几个小时把脸拉得长长的；能干出最古怪的事，能说出最古怪的话；意见稍微不一致，他就有可能在最好朋友的颈后砍上一刀。对此，没有人感到奇怪，也没有人生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会像往常那样成为温和而无害的人。虽说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带我离开了阿雷基帕，而且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在阿雷基帕居住过，但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阿雷基帕人。我也认为那些在秘鲁流传的针对我们的玩笑，譬如说我们骄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发疯，都出于嫉妒心。我们讲的西班牙语非常纯正；我们的建筑奇迹圣卡达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妇女移居；我们的城市曾是秘鲁历史上大规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台。难道不是这样吗？

略萨

一

198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