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亚马孙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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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公司指示普图马约的雇员采取慎重措施，抹掉以前所干暴行的痕迹——譬如毁掉尸体。此外，为伦敦提交给秘鲁政府的报告上所列的主犯提供方便，让他们逃掉。强迫土著人割取橡胶的制度仍和以前一样。
等着他的明天将是紧张的一天。领事找到了三个英国籍的巴巴多斯黑人，他们在阿拉纳橡胶公司工作了好几年，这次接受了委员会的询问，条件是事后把他们送回英国。
“我一回到伊基托斯就感觉什么都没变，”罗杰说道，“您说呢，堂胡安？”
尽管两地相距甚远，但罗杰不止一次地觉得，一条脐带把刚果和亚马孙地区连接在了一起：对财富的贪婪、人类天生的原罪都在秘密地制造着邪恶，因而在两地同样发生着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但这还不够吗？魔鬼在这永恒的争斗中是不是取得了胜利？
“我下星期就回利马，我想不会再回来了。我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处境是难以维持了，与其被他们辞退，不如我主动辞职，否则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买走我的股份。在利马，我可以干别的事。尽管我为阿拉纳公司工作浪费了人生的十年，但我并不感到遗憾。虽然要从零开始，但我感觉很好。看到普图马约发生的那一切之后还在公司里工作，我感到自己很肮脏，是罪人。我跟妻子商量好了，她支持我。”
萨尔达尼亚·罗卡历数对土著人施加的各种刑罚：鞭刑、枷刑、椅刑、割耳、割鼻、割手、割腿，直至杀掉。还有绞刑、睡翘板、火刑，直至淹死在河里。他肯定地写道，马坦萨斯站的土著人尸骨比任何其他站都多。没法估计，但尸骨恐怕与几百也许几千名受害者相符。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叫阿曼多·诺尔曼德，是玻利维亚人与英国人的混血儿，也就二十二三岁。他自称曾在伦敦学习过。他的残忍在乌伊托托人中已经成了“地狱般的神话”，因为他杀死了大批的乌伊托托人。阿比西尼亚站则对阿维拉多·阿圭罗站长及其助手奥古斯托·希门尼斯进行了罚款，因为二人把印第安人当靶子射击，而且明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会浪费对公司有用的劳动力。
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胡安·蒂松坚持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罗杰都不该再回普图马约：除了被杀害，什么也不会得到。或许对方会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残忍地拿他泄愤，他上次巡视各个站点时已经看到了。
据萨尔达尼亚·罗卡说，管理人员干这种事，一方面是作为惩戒，另一方面是娱乐，高兴高兴。折磨别人、比赛谁更残忍，这是长期实施鞭笞、打人等刑罚而染上的一种嗜好。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就找个借口进行这种血的赌博。据萨尔达尼亚·罗卡揭露，公司的管理人给一名叫做米格尔·弗洛雷斯的站长写了一封信，告诫他，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不要把杀掉印第安人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而米格尔·弗洛雷斯的回答比这一告诫更坏：“我不同意。最近两个月，我的站里才死了四十几个印第安人。”
罗杰决定给外事办再写一份报告，说明这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也没有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罪犯加以制裁，更不要期待在将来会做些什么。这一切固然应归罪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但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也难辞其咎。在伊基托斯，秘鲁政府不过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代理人。阿拉纳权势之大，足以让该地的政权、警察和司法机构积极地为他工作，允许他不担风险地继续剥削土著人，因为所有官员都从他那里拿钱，都害怕他进行报复。
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片广袤的地区。该地区分为若干个收购站，主要有乔雷拉站和埃尔恩坎托站，每个站都有一名站长。“确切地说，一个怪物。”只有他们算是人，有名有姓，譬如维克多·马塞多和米格尔·洛艾萨，这两个人于1903年年中立下“不朽的大功”：近八百名奥凯玛人来到乔雷拉站，交纳了数筐在森林里收割的橡胶球。过了秤、归了仓之后，乔雷拉站的副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为他的上司维克多·马塞多（当时埃尔恩坎托站的米格尔·洛艾萨也在那里）指着从八百名奥凯玛人中区分出的二十五个人说，这些人没带来规定的最低限额的橡胶或橡胶浆。马塞多和洛艾萨便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野蛮人：先指示工头（都是些巴巴多斯黑人）用毛瑟枪控制住其余的奥凯玛人，然后命令“小伙子”把那二十五个人装进浸了石油的麻袋里点上火。这些人号叫着变成了人肉火把；有的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火焰，却被烧成了骇人的焦炭；有的像火球般投了河，淹死了。马塞多、洛艾萨和贝拉尔德又朝伤者补了一枪。每当想起这一场景，罗杰就感到眩晕。
像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在那几天里，伊基托斯最高法院重新考虑那九个被捕人的要求之后，突然作出了判决。那判决简直是典型的无耻之作：在巴尔卡塞尔法官开出的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人未能全部被捕以前中止一切司法行为；在这一小撮被捕人身上进行调查将是不完整、非法的。这就是法官们念的宣判词。如此说来，那九个人就永远获释了，而这个被中止的案件，只有当警察把那二百三十七个嫌疑人全部交付法院时才能重新开审，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是不是去过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经营的普图马约地区？那不是把自己送进了虎口吗？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明说，但文中的姓名、地名、日期都很具体，这说明萨尔达尼亚·罗卡亲眼见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罗杰曾多次阅读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证词，有时觉得他们本人就在他的眼前。
不久，在伊基托斯又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罗杰·凯斯门特承受惊愕的能力又一次受到了考验。一天，他从旅馆去斯泰尔斯先生家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两处像是国家机构的地方，因为门面上都挂着秘鲁的国徽和国旗。出什么事了？
他很苦恼，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坐下。天很黑，星辰消失，城市方向没有了灯光，但噪声依旧。如果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正如领事所言，这位记者很可能被捆着手脚、流着血、扔进河里去满足食人鱼的胃口了。斯泰尔斯先生那宿命般的、满不在乎的口吻让他很恼火，仿佛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存在着残暴者，而是某种类似星球运转、海水涨潮般的恶兆所决定的。有人曾把他称作“狂热分子”，是对正义事业的狂热吗？对，当然是。他是一个冒失鬼，也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没有钱财、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平凡人，一个亚马孙地区的莫列尔。也许是一个信仰者？是的，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社会和生活不可能一直蒙受这种耻辱。罗杰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在非洲看到的邪恶与苦难淹没了他的战斗精神和为改善世界的状况而想要有所作为的干劲。他对萨尔达尼亚·罗卡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感。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做他的朋友，对他说：“您干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
“城市在搞选举，”斯泰尔斯先生解释道，声音中流露出无精打采、毫不动容的意味，“这种选举很特别，因为根据秘鲁选举法，只有拥有财产、能读会写者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就把选民人数限制在很少的几百人之内了。而实际上，这种选举是在阿拉纳公司的办公室里内定的，当选者的名单和所得的选票数都是由他们决定的。”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尽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那位记者是不是把暴行夸大得让人觉得文章并不现实，甚至是一种虐待狂的想象？不过罗杰立即想到，许多英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看到他和莫列尔发表的关于刚果独立王国的不公正行径时，不是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不可置信——吗？人们排斥那些在贪婪与劣根性的驱使下、在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干出的不堪描述的残暴行为时，不都是这样吗？这种残暴行径既然能在刚果发生，为什么不能在亚马孙地区发生？
事情就是这样。当天晚上，在中央广场举行了一场小型庆祝会，有乐队演奏，还分发了烧酒。这一切，罗杰都从远处看到了。巴勃罗·苏马埃塔当选为伊基托斯市的新市长！被英国与哥伦比亚合谋诬蔑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内弟，现在由伊基托斯人民给予补偿——这是他在感谢辞里说的话——从“躲藏之处”走出来，决心为了反对秘鲁的敌人，为了亚马孙的进步而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分发烈性饮料之后，还召开了群众集会，放了焰火，吉他声、鼓声不断，一直闹到第二天清晨。罗杰则躲在旅馆里，以防被处以私刑。
与领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所作所为对亚马孙、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大有好处。与爱德华爵士谈话后，后者给他四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决定同那个委员会走一趟。他首先在商业、政治和文学小报《制裁》上看到了关于普图马约橡胶生意的事。紧接着，外事办给了他一捆文件，其中有两个曾经到过亚马孙地区的人提供的一手证词：美国工程师沃尔特·哈登堡在伦敦的周报《真理》上发表的文章和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由慈善机构反奴役及保护土著协会翻译成英文。
1911年10月30日，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终于乘由马瑙斯开来的轮船到达了伊基托斯，而罗杰正整装出发。在这位新任领事到来之前，斯泰尔斯先生和凯斯门特本人拼命地多方奔走，为那对夫妇找房子。“英国在这里遇到了难题，这都要怪您，罗杰爵士，”卸任的领事对他说道，“尽管我出了最高的价钱，但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米歇尔夫妇，大家都怕惹恼阿拉纳，都拒绝出租。”罗杰去找罗慕洛·帕雷德斯帮忙，这位《东方日报》社社长帮他解决了难题：由他本人租下一处房子，然后转租给领事。
二人道过晚安，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罗杰久不能寐。该不该接受这个任务？几个月前，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在普图马约犯下的罪行所引发的丑闻已经闹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没人比您更合适走一趟了。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也要去，那是秘鲁亚马孙公司自身决定派遣的。虽然您与他们同行，但是我希望您为政府出一份个人报告。您由于在刚果的业绩，有着很高的威望。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您可不要拒绝。”他的第一反应是想找个借口推辞，但是经过思考，他认为，正是由于在刚果工作过，所以在道义上有义务接受这一任务。不该接受吗？他觉得斯泰尔斯先生的怀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那句“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着。
那是一所又旧又脏的住宅，为了迎接新主人，必须快速重新装修，再随便摆几件家具。米歇尔太太是个很随意的娇小女人，总是笑眯眯的，罗杰只在他们到达的那天在港口的轮船舷梯上见过她一面。对新居的状况，甚至对第一次踏上的这个地方，她并未感到不快，看样子她难得感到沮丧。还没打开行李，她就马上快活地奋力打扫起来。
“愿上帝并不这样认为。”领事大声说道，“在美国和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确实是萨尔达尼亚·罗卡那份揭发所引发的，接着是沃尔特·哈登堡。我刚才说的是蠢话，我希望您的到来能有些用处，把情况改变过来，凯斯门特先生。在亚马孙地区生活得太久了，对进步思想有点儿怀疑了。在伊基托斯，一个人最终对什么进步不进步都不相信了，甚至某一天，连对正义将会击退非正义这一点都不相信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回到英国，用英国式的乐观主义洗刷自己。我发觉您在巴西为王室工作的这些年并没有把您变成悲观主义者。您真是与众不同，我真羡慕您。”
罗杰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客厅里跟老朋友兼同事乔治·米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他作了说明，对他在新的职位上即将面临的困难毫不隐瞒。米歇尔四十多岁，胖胖的，充满了活力，从手势和动作上看，跟他的太太一样精力充沛。他边听边在本子上记，有时停下来要求再讲清楚。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灰心丧气的样子或对于在伊基托斯等着他的前景有所不满，只是大笑一声说道：“我都明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战斗。”
“我倒是认为他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凯斯门特轻声纠正，“要不是他，我们不会来到这儿。除非您认为我们的到来也毫无意义。”
在伊基托斯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不可抗拒地又被性这个魔鬼缠住了。上次来到伊基托斯时，他还很慎重，而现在，尽管知道许多与橡胶生意有关系的人对他充满了敌意，会给他设陷阱，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在晚上到河边的堤岸上去，那里总会有寻找顾客的女人和男人。就这样，他认识了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如果说这是个男人的话。他把此人带到了亚马孙旅馆，给夜间看门人递上了小费，后者才让那人进去。阿西维亚德斯同意为罗杰摆出他要求的与古典雕像同样的各种姿势，几经讨价还价，他才开始脱衣。阿西维亚德斯是个乔洛，即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罗杰在日记中写道，种族混血的男性有一种人体美，甚至比巴西移民还要美，这种男性具有一种异国情调，既有印第安人的温顺与甜美，也有西班牙后裔那种男性的粗野。他与阿西维亚德斯接吻、抚摸，但并未做爱。不光是那天，第二天他再到亚马孙旅馆来时，也未做爱，那是在早晨，所以罗杰得以给他拍了几张不同姿势的裸体照。他离开后，罗杰在日记中写道：“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乔洛，舞者的动作，小，但长，勃起时呈弯状，似弯弓。插进时好像戴手套的手。”在这几天里，《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在街上遇袭。他从报社的印刷厂出来时，三个醉醺醺的凶相汉子攻击了他。事情发生后，他马上来到亚马孙旅馆看望罗杰，对罗杰说，要不是自己带着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吓跑了那三个侵犯者，他早就被揍死了。他还随身带着一只箱子。堂罗慕洛因此事而心情很不平静，所以没同意罗杰的建议：到街上去喝点儿什么。他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怨恨与恼怒已达到极限。
“可怜的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胆子这么大，有什么用？”领事耸了耸肩，思考道，“毫无用处。家人遭到不幸，没准丧失了生命。我们也失去了两份小报——《斥责》和《制裁》。每星期读一读报里的小道消息倒是很有意思。”
“我曾经很尽心地跟阿拉纳的公司合作，满足他们的一切意愿。”社长抱怨道。二人在床角边上坐下来，油灯几乎照不到房间的角落，只得在暗中谈话。“那时我还是个法官，办了那份《东方日报》。我从没拒绝过他们的请求，虽然那些请求令我良心不安，但我是个讲究现实的人，领事先生，我明白什么样的战斗是赢不了的。所以，这个任务，即巴尔卡塞尔法官委托我去普图马约的任务，我一直不愿接受。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会把我卷进一场纠纷。但是他们强迫我去，巴勃罗·苏马埃塔也亲自要求我去。我去，仅仅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我的报告在交给行政长官前先给苏马埃塔看了，他未加评论即退给了我，也许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我这才交给了行政长官。结果他们反倒向我开战，想干掉我。这次的袭击实际上是一次警告，逼我离开伊基托斯。我能到哪儿去呢？我有老婆，有五个孩子、两个女仆，凯斯门特先生。您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也劝您尽快离开这里，您有生命危险，罗杰爵士。到现在为止，您还没出事，那是因为杀害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外交官，会引起国际纠纷。不过，您也别大意，他们很可能大醉一场就不管不顾了。听我的，快走吧，我的朋友。”
到了领事的住所，斯泰尔斯先生打开了前厅的灯，给凯斯门特倒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靠近阳台坐下来，点燃香烟。月亮躲进了云端，但天上还能看见星星。大街远处的噪声又加入了昆虫的嗡嗡声，还有河水撞击岸边树枝和舢板时发出的啪啪声。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轻声地纠正道。
“他应该早就料到了。”斯泰尔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在莫罗纳大街上的印刷厂被烧毁了，您可能还看得见，都成了一片焦土；还有人朝他的家开黑枪，普洛斯佩罗大街上还能看到弹痕。他不得不把儿子从奥古斯丁派神父办的学校里接出来，因为同学们都欺侮他。他还不得不把家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的性命简直是岌岌可危。他也不得不关闭那两份小报，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登广告，伊基托斯也没有印刷厂敢印他的小报。作为警告，他在街上遭到两次枪击，两次都奇迹般地逃脱了。其中一次，他小腿中了一枪，结果成了瘸子。最后见到他是在1909年，在堤岸上，有人正在把他向河里推去，一帮人把他打得脸都肿了，逼他爬上一膄小船，向尤里马瓜斯驶去。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也许逃到了利马。但愿如此。也有人说，他被绑住手和脚、伤口流着血就被推到河里喂食人鱼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尸骨可能漂到了大西洋，吃人鱼是不吃人骨的。我想，我说的您没有不知道的。在刚果，您可能看到过同样的事，或更坏的事。”
罗慕洛·帕雷德斯把带来的箱子交给他说道：“这里是我在普图马约搜集的所有文件，也是我工作的基础。幸亏我当时没交给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否则会遭到跟我的报告同样的命运：放在行政长官官邸生虫子。您把它带走吧，会对您有用的。对不起，又给您加重了负担。”
“什么后果？”
四天后，向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告别后，罗杰出发了。斯泰尔斯先生把这两个孩子安排进了纳奈的一间木匠铺，除了为主人干家务活，也在铺里当学徒。在斯泰尔斯和米歇尔为他送行的港口，罗杰得知最近两个月的橡胶出口量超过了去年的纪录。这就是情况毫无改变且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仍在遭受无情压榨的最好证明。
“我希望您别在意我刚才的话。”英国领事突然对自己刚刚讲过的话感到后悔，道歉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进行揭发，当然是很勇敢的，但也太冒失了。他控告阿拉纳公司在普图马约橡胶园里搞严刑拷打、劫持人质、鞭打土著人等罪行，这几乎等于自杀。他又不是天真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他应该很清楚。”
到达马瑙斯前的五天里，他几乎没走出自己的船舱。情绪低落，病痛难忍，对自己感到恶心，不吃不喝，只有在狭窄的船舱里酷热难忍的时候才到甲板上来。亚马孙河往下行，河面渐渐宽阔起来，看不见河岸了，此时他心想，再也不到这森林地带来了。但心情又很矛盾——在非洲刚果河航行时，他也多次这样想过——红嘴草鹭和尖叫着的鹦鹉时而从船的上方掠过，小鱼跳跃着，翻滚着尾随船体留下的涟漪，似乎在招引旅客的注意。这雄伟的景象又驱散了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那些贪婪嗜血者在森林深处给他造成的眩晕的、痛苦的经历。回想起在伦敦那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上阿拉纳那不动声色的脸，他又发誓要竭尽全力战斗到让那些精于打扮、衣冠楚楚的小人受到某种惩罚，因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使压榨人的机器不担风险地运转，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现在谁还敢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对普图马约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导演了一出戏欺骗全世界，主要是欺骗秘鲁政府和英国政府，以期从森林里继续割取橡胶，这些森林同居住在其中的土著人一样受虐待。
罗杰没有说话，心里正在塑造着那个记者的形象：个子矮小，有残疾，但内心和意志与埃德蒙·D.莫列尔很像。对，他是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他想象着记者亲手在钢板上刷墨印刷两份周报：《斥责》与《制裁》。他很可能是在一间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厂里进行编辑的，而这间小印刷厂无疑就是他家的一个角落，这个朴素的住所很可能也是那两份小报的编辑部兼管理部。
十二月中旬，到达马瑙斯时，罗杰才感觉好一些。在等待开往帕拉和巴巴多斯的轮船期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工作，为报告补充评论和细节。一天午后，他同英国领事在一起，后者告诉他，尽管多次呼吁，但巴西当局并没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蒙特、阿圭罗及其他逃犯加以逮捕。到处都在流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的几个前站长正在马代拉—马莫雷的铁路工程上工作。
“我们谈过两三次，”斯泰尔斯先生说道，“他个头矮，有些驼背，这里的人都叫他乔洛，或乔利托，即混血儿。一般说来，乔洛的性格都很温顺、很有礼貌，但是萨尔达尼亚·罗卡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格粗暴，自信心很强，总是像狂热的宗教信徒那样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说真的，我总是被他看得精神很紧张，很不合我的秉性。我素来对殉道者不那么敬仰，凯斯门特先生。对英雄也是如此。这些为真理或正义献身的人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们想要制止的损害还要大。”
在马瑙斯逗留的那一周，罗杰过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晚上并不出去寻乐，只是去河岸和街上散步。不工作的时候就读几个小时的书，那是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推荐给他关于爱尔兰古代史的书。热衷于自己国家的事情，就会把普图马约的形象与他在伊基托斯看到的普遍存在的贪腐政治中的各种阴谋、谎言和暴行从脑子里赶走。但是集中考虑爱尔兰的事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得记住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必须一到伦敦就了结。
领事圆顶秃头，脑壳亮晶晶，就像洒满了水滴。他用手杖探查着泥泞的地面，走得很慢，也许是怕踩到一条蛇或蛤蟆。
12月17日，轮船起锚开往帕拉，他终于在帕拉看到了外事办的通知：外交部收到了他发自伊基托斯的电报，已得知秘鲁政府不顾所作诺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纠正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不法行为，而是允许被告们逃走。
“您认识他吗？”
圣诞节前夕，他登上丹尼斯号前往巴巴多斯。轮船很舒适，旅客很少，一路安静地到达了布里奇敦。外事办在那里给他订了SS特伦斯号开往纽约的船票。英国当局决定对普图马约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英国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并希望美国予以配合，共同抗议秘鲁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采取消极态度。
罗杰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他看到一提及记者的名字就激起如此激烈的言辞，就怀疑记者已经消失了。
在巴巴多斯首都等待轮船期间，罗杰同在马瑙斯一样过着纯洁的生活，既没去公共浴室，也没夜出寻欢，又一次进入了禁欲期。这禁欲期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其间，占据他脑海的都是宗教问题。在布里奇敦，他每天去拜访史密斯神父，和神父就《新约》做了几次长谈。他在各次旅行中都随身带着《新约》，不时地读一读，与爱尔兰诗歌尤其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轮换着读——这位诗人的诗作，有几首他都能背下来。他还去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做弥撒，像以前一样，他感到了想领受圣餐的愿望。他把这感受对史密斯神父说了，史密斯神父微笑着对他说，他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英国圣公会成员。如果罗杰想皈依天主教，他愿意帮他走出第一步。罗杰曾想过走这第一步，但一想到必须向史密斯神父这位好朋友忏悔自己的弱点和罪孽，就后悔了。
“您别浪费时间了。您是找不到他的。”斯泰尔斯先生说道，“最有可能的是，萨尔达尼亚·罗卡已经死了。”
12月31日，开往纽约的SS特伦斯号出发了。到了纽约，他马上乘火车去了华盛顿，连去看看摩天大楼的时间都没有。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莱斯通知他，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要接见他，这让他感到很意外。总统及其顾问想从罗杰的口中直接了解橡胶种植情况以及在美国和英国各家教会、人道主义组织和报刊上所反对的剥削奴隶的活动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像各橡胶企业与秘鲁政府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夸大其词、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罗杰亲身经历过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事件，而且是英国政府信任的人。
双方告别，罗杰和领事沿原路走回了领事的家。一路上，喧闹声、纵酒作乐声、歌声、跳舞声，干杯声、吵架声甚嚣尘上。罗杰感到很惊奇：这么多衣衫褴褛、半裸、光脚的小孩站在酒吧和妓院门口，调皮地朝里面偷看。还有许多狗在扒食垃圾。
罗杰在布莱斯大使的寓所里被殷勤地招待，到处都听见人们称他罗杰爵士。凯斯门特去理发馆理发、修面，还修了指甲，在华盛顿一家高级服装店里换了新行头。在这几天中，他多次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一个住简陋旅店、受死亡威胁的可怜虫，而现在的他，一个梦想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人却成为英国王室的特派官员，来说服美国总统与英国一致要求秘鲁政府采取措施，了结发生在亚马孙地区的不光彩事件。这种生活不是有点儿荒唐吗？一场演出突然变成一场闹剧。
“很遗憾我们不能跟他谈，”凯斯门特说道，“我真想认识他。”
在华盛顿度过的三天繁忙得令人眩晕，他每天都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召开工作会议，还与美国国务卿有一次个人长谈。第三天，塔夫脱总统在几名顾问和国务卿的陪同下在白宫接见了他。就普图马约事件作阐述前，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产生了一个幻觉：坐在那里的不是英国王室的外交代表，而是刚刚建国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被自己国家的临时政府派到美国，为大多数爱尔兰人要求举行公投、与大不列颠断绝关系、宣布独立而进行辩护；新的爱尔兰共和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两国都拥护民主政治，美国又有着众多的爱尔兰裔移民。
晚餐结束，向行政长官告辞出来后，罗杰跟委员会的朋友们交谈了一会儿。塞莫·贝尔认为突然触及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的问题有些鲁莽了，使得伊基托斯的头面人物很恼火。路易斯·巴恩斯却向罗杰表示庆祝，说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研究一下这些人在记者问题上为什么有如此怒气冲冲的反应。
罗杰·凯斯门特完美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接见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又接见了三次。塔夫脱总统本人极为专注地听取了关于普图马约土著人境遇的报告，然后仔细地询问，并就如何更有效地迫使秘鲁政府了结橡胶公司的罪行征求了他的意见。罗杰建议美国在伊基托斯开设领事馆，同英国领事馆共同工作，揭发暴行。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美国将于一个星期后派职业外交官斯图亚特·J.富勒出任驻伊基托斯领事。
“在这方面，看来是什么也了解不到了。”罗杰·凯斯门特评论道。大家的谈话又变成了一对对的私人谈话。晚餐仍在进行，此时上了一盘亚马孙烤鱼，其中有一种叫做加米塔纳的鱼，凯斯门特觉得肉质细嫩，味道很好，但调料辣得他口中起火。
不光是语言上的承诺，塔夫脱总统及其同僚听取讲述时表现出来的惊愕与愤怒也让罗杰确信，美国从现在起将坚定地与英国合作，一同应对亚马孙地区土著人遭遇的困境。
“我们拒绝了，他就把关于普图马约的胡说八道发表了，”巴勃罗·苏马埃塔肯定道，“他曾因诽谤、诬蔑与勒索而被起诉，等待他的是监狱，所以他逃跑了。”
回到伦敦，由于劳累，加上老毛病发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决定全身心地完成呈交给外事办的新报告，说明秘鲁当局并未进行所承诺的改革，秘鲁亚马孙公司一直在抵制一切倡议，让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无法待下去，还把堂罗慕洛·帕雷德斯的报告截留在行政长官官邸，并因他公正地写出了四个月（3月15日至7月15日）里在阿拉纳公司各站点的亲眼所见而差点加害他。接下来，罗杰又把《东方日报》社社长在伊基托斯交给他的各种证词、谈话记录与文件精选出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这些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报告。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敲诈行为没有得逞。没人告诉你们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发表诬蔑之词以前，曾企图从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敲到一笔钱。”
他都是在晚间做这些事，因为白天忙着参加外事办的各种会议，从外长到众多委员会都请他去作报告，就英国政府该如何行动而提出的各种想法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一家英国公司在亚马孙地区干下了残暴行径，成了反奴隶制协会和《真理》周报发起的有力抗议活动的目标。此时，自由派报刊和许多宗教组织及人道主义组织也都起来表示支持。
“伊基托斯是爱国者的土地，”巴勃罗·苏马埃塔叫道，“那家伙编造卑鄙的谎言诋毁秘鲁，推翻为亚马孙带来进步的企业，没人会原谅他。”
罗杰主张立即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对英国政府试图对莱吉亚总统保持沉默的外交方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尽管一些行政部门还是坚持，但爱德华·格雷爵士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内阁也通过了，报告名为《蓝皮书》。罗杰花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停地吸烟，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逐字逐句地为这份报告作最后的修改。
“他要是没逃掉，我们伊基托斯人早就把他处以私刑了。”一个老头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道。
最终的文本终于送去印刷的那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担心单独一个人会出事，便躲到了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家里。“您简直变成了一副骷髅。”女历史学家抓住他的胳膊，带他走进客厅。罗杰拖着脚步，茫然地觉得自己随时会失去知觉。他感到腰酸背痛，于是爱丽丝加了几个枕头让他在沙发上躺下。他马上睡着了，或许是昏了过去。当他再次张开眼睛，看到姐姐妮娜和爱丽丝微笑着坐在他身边。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与会者都显得很不自在，最后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说话了：“没人知道他在何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说道，他的西班牙语很纯正，与洛雷托人讲的不一样，罗杰更难听懂，“他从伊基托斯消失有些日子了，据说在利马。”
“我们还以为您醒不过来了呢。”他听见其中一人说道。
“是的，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头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与沃尔特·哈登堡工程师对普图马约橡胶业的揭发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到底在不在伊基托斯？”
他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爱丽丝唤来了家庭医生，医生的诊断是罗杰太疲乏了，要好好睡一觉。他记不起来是否做了梦。他试图站立起来，但双腿发软，又跌倒在沙发上。“刚果没害死我，亚马孙却要害死我了。”罗杰心想。
“哎呀，怎么了！”行政长官终于喊了起来，演戏般地故作惊讶道，“那个敲诈者的名字连伦敦都知道了？”
罗杰吃了些点心之后，能站起来了。一辆车把他送回了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他美美地洗了个澡，头脑清醒了些，但仍感到虚弱，便又躺了下来。
他这一问引起了炸弹般的效果。与会者面面相觑，既吃惊又恼火，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像是没有人敢于接过这一棘手的话题。
外事办给了他十天的假，强迫他休息，但他拒绝在《蓝皮书》出版前离开伦敦。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妮娜向教书的学校请了假，陪他到康沃尔郡休息了一个星期。他太疲乏了，连看书都集中不起精神，放荡时的形象总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由于生活平静、饮食健康，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以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享受温暖的气候。康沃尔温馨、文明的景色与亚马孙地区完全不一样。然而尽管在这里可以看着农夫们按部就班地放牧安详的牛群，听着马厩里那些不受野兽、毒蛇和蚊虫威胁的马匹的嘶叫声，但有一天，他思忖：居住着人类、受人类教化、经历了几个世纪惠及人类农事劳作的大自然，比起那动荡不安、难以驯服、未被驯化的亚马孙地带，已经失掉了自然世界的本色，也就是泛神论者所称的灵魂。在那片蛮荒的大地上，一切似乎仍在出生与死亡。那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险象迭生，动荡不已。那里的人感到从现代被拽出来，扔进了遥远的过去，去和祖先打交道，回到人类诞生的曙光时代。他发觉自己竟然在怀念那个时代而不顾其中包藏着恐怖，不觉大吃一惊。
“顺便问一下，先生们，诸位是否知道记者本哈民·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我希望我的发音还算准确——在不在伊基托斯？我能否跟他谈谈？”
关于普图马约的《蓝皮书》于当年七月问世。发布首日就引发震撼，以伦敦为中心，以同心圆的涟漪形式扩展到整个欧洲、美国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哥伦比亚、巴西和秘鲁。《泰晤士报》用数版的篇幅登载此事，还发表了社论，对罗杰·凯斯门特大加赞扬，说他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与伦比的才干，同时呼吁对那家利用奴隶劳动、施用酷刑、靠灭绝土著居民而发家致富的英国公司及其股东立即采取措施。
这时，一阵无名的冲动使他决定试探一下东道主。他相信东道主的反应会对他自己以及委员会各成员产生教育效果，于是他以讨论网球或雨天般的自然口吻问道：
然而最让罗杰感动的赞扬却是他的朋友、反对比利时皇帝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时的同盟者埃德蒙·D.莫列尔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他在对《蓝皮书》的评论中，谈到罗杰时说“他从未见过像罗杰那样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不习惯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罗杰对这次新的声望的浪潮根本不感兴趣，反之，他感到很不自在，尽量躲避，然而很难避开。《蓝皮书》揭露的丑闻促使英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的几十家报刊都想来采访他。他接受学术机构、政治性俱乐部、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的邀请去做报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此题目举办了一次特别圣事，赫伯特·亨森牧师做了训诫演说，严厉抨击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东们利用奴隶劳动，以杀害、肢解等手段攫取巨额财富。
“非常感谢，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了点头。
英国驻秘鲁代办德斯·格雷斯报告说，《蓝皮书》在利马引发混乱。秘鲁政府担心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经济禁运，便宣布立即实行改革，并向普图马约派去军队和警察。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做好了合作的准备，”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几乎喊了起来，“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去普图马约的船是我们企业最好的船，拥有各种方便设施，诸位可以乘此船去亲眼证实一下，那是无耻的诽谤。”
但德斯·格雷斯又说，这一宣布也很有可能毫无成效，因为政府里有些部门提出，《蓝皮书》指出的事实是英帝国的一个阴谋，以利于哥伦比亚染指普图马约。
罗杰·凯斯门特开口讲话时，庭院里一片死寂，街上的噪声也仿佛降低了。很奇怪，大家连动也不动了，刚才还在饮酒、吃东西、谈话、动作频繁、做着各种手势的先生们一下子患了瘫痪症。罗杰的两眼仍然盯着他，一种疑惧、责备的气氛代替了原先热诚的气氛。
《蓝皮书》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同情和支持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氛围使得在普图马约建立一间传教所的计划得到多方面的经济支持。英国圣公会起初有所保留：在一个天主教已经生根的国家里建立新教传教所会引起猜疑，秘鲁亚马孙公司会加以诋毁，把新教传教所诬蔑为英国王室殖民企图的一把尖刀。但罗杰在无数次的会谈、约见、通信、对话中用道理说服了他们。罗杰在爱尔兰和英国跟耶稣会和方济各会都开过会，他对这两个教团一贯有好感。自从到了刚果，他通过阅读得知，耶稣会曾在巴拉圭和巴西组织土著人，向他们传授教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保持集体劳动的传统，并练习基督教基本仪式，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就这样，土著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摆脱了被剥削、被灭绝的境遇。因此，葡萄牙捣毁了耶稣会所有的传教所，并阴谋策划让西班牙和梵蒂冈相信那些耶稣会已经变成了国中之国，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和西班牙帝国的主权构成了危险。这一次，耶稣会于对在亚马孙地区建立传教所一事反应冷淡，相反，方济各会则热忱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您无疑是知道的，在英国，在欧洲，流行着对当地土著犯下残暴罪行的揭发，”他镇静地解释道，“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酷刑折磨、草菅人命等。本地区的主要橡胶公司，即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秘鲁亚马孙公司，是在伦敦上市的英国公司，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不列颠，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会容忍一家英国公司违反尊重人道的神圣法律。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查那些指控有几分是真实的。委员会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选派的。我本人则是陛下政府派遣的。”
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了解到都柏林贫民区方济各会的神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去工厂和车间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罗杰同他们谈话，看到他们在完成使命时是多么虔诚，看到他们怎样地同那些出卖劳动力者同甘苦、共命运。罗杰心想，没有人比这些宗教人士更适于去应对在乔雷拉与埃尔恩坎托建立传教所这项挑战。
罗杰几乎完全听懂了雷伊·拉马的话，但他仍然耐心地等着翻译把自己听懂的话翻成英语。
罗杰兴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首批的四位爱尔兰方济各会的会员将去秘鲁的亚马孙地区。爱丽丝预言：“您敢肯定您还是圣公会的成员吗，罗杰？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踏上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不归路了。”
“尊敬的领事先生，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委员会又是为何来此？您来这儿要调查什么？请不要以为我傲慢无礼，恰恰相反，我的愿望、所有当局人物的愿望是帮助你们。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英国王室派你们来干什么。当然这对亚马孙是个很大的荣幸，为此我们愿意表现得配得上这个荣幸。”
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的家中那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举办的茶会的常客中有众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其中有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也有天主教徒。罗杰从未发现他们之间有过摩擦，也没有过争论。经爱丽丝提醒，那几天里他常问自己：接近天主教是精神和宗教上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安排？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选择民族主义的承诺，因为大多数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他落座后立即与罗杰谈了起来，声音之大，好像要让别人的谈话停下来，让众多客人一起加入他的谈话。
为了逃避因写出《蓝皮书》而受到的纠缠，他向部里又请了几天假，去德国度假。柏林使他产生了一种非凡的印象，在他看来，德国皇帝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秩序井然、高效率的典范。这次访问虽然短暂，却使得一段时间以来萦绕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想法具体化了，从此成为他政治活动的最高理想：为了争取自由，爱尔兰不能依靠英帝国的理解，更不能依靠英帝国的仁慈。就在这几天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英国议会可能重新讨论给予爱尔兰自治的法案。尽管罗杰及其朋友都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很不彻底的、形式上的让步，却在英国遭到从保守党到自由派、进步人士乃至工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激烈、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反对。而在爱尔兰，享有行政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的前景把厄尔斯特统一派动员起来，热情高涨，又是开大会，又是组织志愿军，又是募捐买武器。几万人签署了盟约的北爱尔兰宣布：如果《爱尔兰自治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将不予尊重，并用武器和生命捍卫爱尔兰留在帝国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罗杰觉得爱尔兰独立派应该寻求德国的支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德国明显是英国的对手，两国如果发生战争，大不列颠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会成为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机遇。一句民族主义的谚语说：“英国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欢乐。”在那几天里，这句话被罗杰重复了好几遍。
在一个以油灯照明的大院子里准备了晚餐。无数的土著仆人光着脚、系着围裙上着小吃，端着盘子送上食物。那晚气候温和，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星辰。罗杰很奇怪自己怎么竟能听懂洛雷托人讲的话？这种西班牙语总是吃掉音节，富于音乐性，让人想起巴西口音。他松了一口气：尽管带有翻译，但自己总算能听懂许多将在未来旅行中听到的话，这对于调查方便了许多。刚刚上了一道油腻的龟肉汤，他不无困难地吞了下去。在他周围的桌子上同时进行着几组谈话，有用英语的，有用西班牙语的，也有用葡萄牙语的。一经翻译，谈话就会中断一会儿。行政长官坐在罗杰的对面，因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两眼冒火。突然，他拍了拍手，大家都静了下来，原来他要为新到的客人干杯，祝他们在伊基托斯过得愉快，圆满完成任务，尽情享受亚马孙式的慷慨好客。他又强调了一句：“是洛雷托，尤其是伊基托斯的慷慨好客。”
然而，当他把得出的这个政治结论告诉在去爱尔兰的途中或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中结识的民族主义者朋友时，英国却正为他所做的一切表达敬佩与亲切。一念及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官邸占据了几乎半个街区，是一座退了色、只有一层的大宅院，毫无特色。每个房间都很大，窗上装着铁栏杆。大宅院分为两翼，一翼为办公区，另一翼为长官住所。雷伊·拉马先生个头很高，白发，大胡子，胡尖上还打了蜡。他脚穿长筒靴，身穿马裤，衬衣一直系到领口，外罩一件不宽松的奇特绣花外衣。他能讲一点儿英语，以过分的热情、浮夸的言辞向罗杰·凯斯门特表示了欢迎。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已经到了，还都出着汗穿着晚礼服呢。行政长官向罗杰一一介绍了其他客人：最高法院的法官、卫戍司令阿尔纳艾斯上校，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乌鲁蒂亚神父，秘鲁亚马孙公司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其他还有四五位如商人、海关署长、《东方日报》社的社长等。客人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响起了香槟酒的开瓶声，送上来冒着白色泡沫的酒杯。酒有些温热，但的确是好酒，是法国酒，没错。
在此期间，秘鲁亚马孙公司仍在负隅顽抗，但很显然，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家企业已处于危险境地。《先导晨报》的记者贺拉斯·索罗古德去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采访公司董事时，其中一位叫阿维尔·拉尔科的先生，也是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亲戚，递给他一只信封。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拉尔科回答说，公司对待朋友一贯慷慨。记者大怒，退还了这笔企图贿赂他的钱款并在报上揭发。秘鲁亚马孙公司不得不公开道歉，说什么这是误解，将把企图进行贿赂的责任人开除。这件丑闻之后，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
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官邸位于中心广场一块没有花草树木的场地上，领事指给他看一个仿佛玩到一半的组合玩具的奇怪铁制结构，原来正在组装一栋埃菲尔铁塔式的房子（对，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是一个发了财的橡胶商从欧洲买下的，把它拆解后带回了伊基托斯，正在重新组装成该市一家最好的社交俱乐部。
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企业的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开始下跌。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英国的亚洲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锡兰——新兴橡胶与亚马孙橡胶展开的竞争（英国科学家兼冒险家亨利·亚历山大·维克汉姆毫无顾忌地把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苗走私到上述地方种起来），但《蓝皮书》发表之后，秘鲁亚马孙公司在公众舆论及金融界的负面形象才是它垮台的关键。英国劳合社切断了对它的信贷，欧洲和美国的许多银行也跟从。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发起的抵制秘鲁亚马孙公司橡胶的运动夺去了公司的众多客户及合伙人。
“您和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得非常谨慎。”领事又说道，此时已降低了声音，还有点儿犹豫，“不是在伊基托斯，而是在普图马约那边。那是很远的地方，什么事都能发生。那是个野蛮的世界，无法无天，也无治安。我想，跟刚果差不多。”
给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致命一击的，是1912年3月12日由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残暴事件上的责任。委员会由十五名委员构成，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议员查理·罗伯茨。足足开了十五个月的会。在第三十六次的会议上，公开问询了二十七个证人，旁听席挤满了记者、政治家、宗教及非宗教协会的会员，其中就有反奴隶制协会主席约翰·哈里斯。报纸杂志详细报道了历次会议的情况，登载了众多文章、漫画、小道消息和笑话加以评论。
“看样子，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罗杰评论道。
令人翘首以待、最吸引眼球的证人就是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他于11月13日和12月11日两次与会作证，把在各个站点的亲眼所见准确而简明地描述了出来：颈手枷、空地上的各种刑具、土著人背部的鞭痕、各收购站的工头和负责维持秩序并在“打猎”时负责攻打部落及维护奴役规章的“小伙子”或“理性人”随身携带的皮鞭、温切斯特步枪，还有土著人遭受的过度剥削和饥饿。接着，他总结说，巴巴多斯人证词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他们本人都承认自己施行过酷刑并杀人。在委员们的要求下，罗杰还解释了那普遍实行的狡猾制度：各站长不领取薪水，而是根据收到的橡胶数量收取佣金，这就促使他们要求割胶工人割取更多的橡胶，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更确切地说，会制造各种障碍，凯斯门特先生。伊基托斯市的当局也得依赖阿拉纳先生啊。几个月来，行政长官、法官和军人都没能从政府那里领到薪水。没有阿拉纳先生，他们都得饿死。您要知道，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利马离伊基托斯比离纽约和伦敦还要远，最好的情况下，行程也要两个月。”
他第二次与会时，上演了一幕戏：在出席者惊奇的目光下，罗杰从两个办事员带来的大袋子里一件件地掏出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开设在普图马约的商店里搞来的物件，用这些物件向大家证明印第安工人受着怎样的宰割。公司为了让这些印第安人永远负债，以高出伦敦数倍的价格赊给他们物品，如劳动用品、日常生活用品、装饰用的小玩意。他展示了一支单筒猎枪，在乔雷拉站的价格是四十五先令。为了能支付这个价钱，一个乌伊托托人或波拉人就得干两年的活，也就是说，让他们付出伊基托斯一名清洁工的全年收入。接着他又拿出了粗布衬衣、粗斜纹布长裤、彩色玻璃珠串、小火药盒、龙舌兰编的腰带、陀螺、油灯、粗制草帽、治虫咬的软膏，同时高声报出这些在伦敦都能买到的东西在普图马约商店里的价钱。议员们睁大了眼睛，既愤怒又吃惊。还有更坏的，那就是罗杰爵士把他在埃尔恩坎托站、乔雷拉站和普图马约其他收购站所拍摄的数十张照片也在查理·罗伯茨主席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面前展示出来，其中有背部和臀部已结痂的“阿拉纳记”字样的烙印、草丛中被兽咬鹰啄腐烂了的尸体、骨瘦如柴的男男女女、头顶盛有固体橡胶篓子的瘦弱儿童、因感染寄生虫而肚皮鼓胀得奄奄一息的初生婴儿等。这些照片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那些吃不饱、遭受贪心人虐待的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而那些贪心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攫取更多的橡胶，为此让整个种族灭亡也在所不惜。会上，一个感人的场面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董事的质问，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南多尼戈尔的资深议员、既好斗又精明的爱尔兰人斯威夫特·麦克尼尔。这位议员毫不含糊地证明，生意场中的杰出人物如亨利·M.里德、约翰·罗素·久宾斯以及伦敦的明星人物、贵族及金融专家如约翰·李斯特尔·凯和索萨·迪罗男爵等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里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开开董事会、签签文件、领取巨额红利。当《真理》周报开始发表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揭发文章时，他们甚至对调查一下那些指控是否确有其事都不关心。他们仅仅满足于阿维尔·拉尔科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本人的辩解——他们辩解说揭发者企图以威胁手段从公司得到一笔钱，因未得逞而进行讹诈。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核查一下这家因他们的名字而获得声望的企业是不是犯下了那些罪行。更有甚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检查一下文件、账目、报告和往来信件，而一家公司的卑劣行为肯定会在此类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说来令人不可置信，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阿维尔·拉尔科和其他高层直到丑闻爆发仍表现得很自信，说在各种文件账目中从未掩盖过暴行，如不给土著工人发工资，用巨额金钱购买皮鞭、手枪和步枪等。
“我们能指望当局提供些帮助吗？”
戏剧性的一刻突然出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委员会面前亮相了。他的第一次出席延过期，因为他的妻子埃利奥诺拉在日内瓦患了神经病，原因是已经登上社会顶峰地位的家庭现在却急转直下地垮下来，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感到极为焦躁不安。阿拉纳走进众议院，穿戴依然讲究，面色苍白得仿佛患了亚马孙疟疾。他在众多助手和顾问的簇拥之下而来，但议会只允许他带律师。起初他还显得很镇静、潇洒，但随着查理·罗伯茨和斯威夫特·麦克尼尔等人的追问围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讲起话来磕磕巴巴。他的翻译尽量为之掩饰，但无济于事。委员会主席问他：“普图马约的各收购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温切斯特步枪？是不是为了‘打猎’？也就是说，为了冲入部落把土著人劫持到橡胶种植地去？”他答道：“不，先生，是为了防范该地区众多的老虎。”这一回答引起了听众的哈哈大笑。他什么都想否认，但是突然承认说，对，他确实听说过一位土著妇女被活活烧死，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说干过什么不法行为，那也是以前的事了。
“坦率地说，是怀有敌意的。”领事赶忙答道，“我想您也有所耳闻，半个伊基托斯都靠阿拉纳先生过活呢。更确切地说，都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企业过活。人们怀疑委员会意图反对给他们饭吃的那个人。”
阿拉纳还想诋毁沃尔特·哈登堡，指控这个美国人在马瑙斯伪造了一张汇票。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插嘴问他是否敢于传唤伪造者本人哈登堡。他可能以为哈登堡当时住在加拿大，便回答：“是的。”“那就传他吧。”麦克尼尔说道。哈登堡一出现在席上就引起了极大震撼，也让这位橡胶商甚为惊慌失措。在律师的劝说下，阿拉纳收回了对哈登堡的指控，说他刚才讲的不是哈登堡，而是在马瑙斯银行汇票上改动了一个字母的“某个人”，其结果等于造假。哈登堡证明那一切都是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诋毁他而利用一个有前科、叫做胡里奥·穆列达斯的家伙所设的圈套，此人目前因涉嫌诈骗已在帕拉被捕。
“这个城市对委员会是什么态度？”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从这一刻起，阿拉纳垮了下来，回答问题时犹豫不决、含含混混，流露出情绪上的不安，尤其暴露了他话里明显的虚假成分。
二人要在飞扬的尘土中走过几个街区。罗杰不得不眯着眼睛，在满是骨头、石子和垃圾且半明半暗的大街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噪声大了起来，每走过一间酒吧的门前就能听到音乐声、干杯声、吵架声与醉汉的喊声。斯泰尔斯先生上了年纪，鳏居，无子女，在伊基托斯已工作六年，仿佛一个没有幻想、厌倦了生活的人。
委员会正在议会中全力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落在了那位企业家的头上。最高法庭的法官斯温芬·艾迪在一群股东的要求下，下令立即停止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商业活动。法官宣布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获利“以超乎想象的最残暴的手段收取橡胶”，“如果阿拉纳先生确不知情，那么他的责任就更加严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绝对有义务知晓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
蚊虫把他咬醒了，把他从午睡的享受里拉了出来，送入了亚马孙的黄昏之中。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他感到好些了：眼睛不太疼了，关节痛也减轻了。在斯泰尔斯先生家里洗澡是件复杂的事：罗杰一面打肥皂擦洗，一面要仆人用水桶把水倒进喷头盛器里。洗澡水较热，使他想起了刚果。浴后下楼，领事已在门口等他，准备陪他去雷伊·拉马的官邸。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跟一纸墓志铭差不了多少，结论如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同其合伙人一样，对于在普图马约的代理人和雇员所犯下的残暴行径完全知情，因此必须负主要责任。”
在梦中，他总是记起在1906年去桑托斯赴任前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凯尔特人之梦》，写的是爱尔兰神话中的过去。还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布尔梅尔·霍布森合写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册子《爱尔兰人与英国军队》，反对英国军队在爱尔兰人中征兵。
委员会公布这个结论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名声一落千丈，将里奥哈一名卑微的居民变成当代权贵的企业帝国也随之加速了破产。此时，罗杰·凯斯门特早已把亚马孙和普图马约抛在脑后了，爱尔兰再次成了他的主要心事。短暂的休假之后，外事办建议他重返巴西，去做驻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他原则上同意了，但总是推迟行期。借口是各式各样的，有应付部里的，也有给自己找的。实际上，他在内心已经决定不再作为外交官、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去为英国王室服务。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倾尽智慧与精力，从现在起，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也许正因为重启外交生涯的热情不高，所以在巴西的四年（1906—1910年），他有一种失落感。尽管巴西景色优美，他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仍对这个国土辽阔的国家不习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里跟在刚果不一样：在刚果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总有一种打破领事工作的框框干大事的感觉；而在桑托斯，他的主要活动却是跟净闯祸的、醉醺醺的英国水手打交道，还得为他们交罚金，把他们从监狱中保出来，送他们回国。在帕拉，他第一次听说橡胶产区的暴力行径，但外交部命令他只能督察港口和贸易活动，他的工作只是为船只登记，为到那里做生意的英国人提供办手续的方便。1909年，在里约热内卢的日子是最糟的：气候加重了他身体的不适，又添了因过敏而失眠的毛病。因而他决定去离首都八十公里的彼得罗波利斯居住，那里地势较高，不太湿热，晚上也凉快。但是每天乘火车上下班是一场噩梦。
因此，他只是无动于衷地从远处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及其拥有者的最终命运。据总经理亨利·莱克斯·吉尔古德本人的供词，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根本没有普图马约的土地开发证，他开发该地区仅仅凭借“占领权”。在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这一情况也被摸清楚了。于是各家银行和债权人对阿拉纳的公司更加不信任，立即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支付各种款项，履行悬而未决的承诺（光是亏欠伦敦商业界各机构的债务就高达二十五万英镑）。查封其财产、拍卖其产业的威胁如雪片般飞来。阿拉纳宣布，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他将付出最后一分钱。为此，在伦敦，阿拉纳卖掉了位于肯辛顿大街的宅邸、比亚里兹的别墅与日内瓦的住宅。但是变卖房产所得根本不足以平息债权人的怒火，于是债权人请求法院冻结他在英国的存款和银行账户。随着个人财产的消失，他的生意也江河日下。在亚洲橡胶的竞争压力下，亚马孙橡胶的价格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进口商决定：在独立的国际委员会证实奴隶劳动确已停止、酷刑和打劫部落的行为确已被禁止、各收购站确已为收割橡胶的土著工人发放工资并遵守英国和美国的现行劳动法之前，不再购买秘鲁橡胶。
除了在爱丽丝的指导下阅读很多关于爱尔兰过去的书籍，罗杰还想重新学习盖尔语。他请了一位女老师，但进步不大。1906年，外交部的新任部长，自由党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派他去巴西，做驻桑托斯的领事。虽说不是很愉快，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有助于爱尔兰的捐赠已经用光了他那不多的积蓄。他在靠借债度日，因此需要工作挣钱。
没等这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付诸实施，普图马约的各主要工头和收购站站长因害怕被监禁，早就逃之夭夭，结果整个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许多土著人，甚至整个村社都趁此机会逃掉了，橡胶的割取量锐减，很快就完全停产。逃跑者临走时掠劫了仓库和办公室，抢走了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武器与粮食。后来有消息说，是阿拉纳的公司为逃亡的杀人犯提供了大笔钱财，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逃跑。然而当公司得知这些逃犯在未来可能的审讯中将变成指控公司的证人时，不禁大吃一惊。
从那时起，他就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和薪俸捐给各种联合会、皮尔斯兄弟创办的教授盖尔语的学校以及他以笔名为之写稿的民族主义杂志。1904年，当亚瑟·格里菲斯创办《新芬报》时，罗杰就跟他联系上了，提出要与之合作，并订阅了他所有的出版物。这份报纸的思想与罗杰所交的朋友布尔梅尔·霍布森的思想是一致的，必须在与各种殖民地性质的机构平行的环境下创办爱尔兰自己的基础设施（如学校、企业、银行以及工业等），逐渐取代被英国强加的基础设施。这样，爱尔兰人才会逐渐觉悟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抵制英国的产品，必须拒绝交税，必须以民族的体育运动取代板球、足球等英国的体育运动，文学、戏剧也应照此办理。就这样，以和平的方式，爱尔兰会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
罗杰·凯斯门特通过与老朋友、英国领事乔治·米歇尔的通信，注视着伊基托斯的衰落。后者向他讲述旅馆、饭店及过去出售从巴黎、纽约进口的物品的商店都关门了，过去毫不在乎地打开的香槟、威士忌、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像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酒馆、妓院里喝的都是辣嗓子的烧酒，有些饮料来源可疑，所谓的春药往往不仅不能增加性欲，不小心的人喝了还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
在那几个月里，他步行走遍了多尼格尔郡和戈尔韦郡，为自己被俘的祖国地缘把脉，像恋人那样观察着祖国那人烟稀少而简单朴素的农村和陡峭的海岸，同那里的渔民、同相信命运而坚忍不拔的永恒的人民、同少言寡语的俭朴农民谈话。他结识了许多“那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他们与民族自由协会盖尔同盟的创始人道格拉斯·海德一样，都在积极推动爱尔兰的文化复兴，恢复原来的地名和村名，唤醒爱尔兰古老的歌舞，复原花呢和亚麻的纺纱法和绣花法。任命他为驻里斯本领事的通知下达后，他借口健康原因，尽量推迟赴任日期，为的是参加在安特莱姆召开的、将近三千人参加的第一届峡谷联欢会。那几天，罗杰听到风笛手演奏、合唱团唱出的欢快旋律时，听到说书人用盖尔语讲述的、只在中世纪夜晚才能听到的浪漫故事和传奇故事时，尽管听不懂，但已感到眼睛潮湿了。他甚至还参加了有百年历史的爱尔兰式棒球赛。在比赛中，罗杰认识了贺拉斯·普伦基特爵士、布尔梅尔·霍布森、斯蒂芬·奎恩等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也同那些共同为爱尔兰文化而战斗的女性朋友如艾达·麦克尼尔、玛格丽特·多布斯、爱丽丝·米利甘、艾格尼丝·奥法雷勒以及罗莎·莫德·扬又聚会了一次。
和马瑙斯当年的情况一样，阿拉纳的公司及橡胶产业在伊基托斯的垮台触发了普遍危机，速度之快，跟三十年前迅速繁荣起来时一样。首批离开该城的都是些外国人——商人、开发商、各种商贩、酒馆老板、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妓女、无赖和拉皮条的——他们要么回国，要么去寻找比这个已陷入毁灭与孤立的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一种安宁的感觉浸透了全身，这是一个半月的旅途中未曾有过的——在爱尔兰度过的1904至1905年那一年半里，在英国政府准备发表《关于刚果的报告》的时候，在一阵使得他成为备受自由派报刊与慈善机构夸奖的英雄兼遭受利奥波尔多二世御用文人谩骂的小人的热闹中，在那激动兴奋、忙忙碌碌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做梦——只有到了巴西，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做了四年的领事工作，他才不做梦。外事办认为在“报告事件”之后，比利时帝国最恨的人不可能回到刚果了。在新的任命到来之前，罗杰·凯斯门特前往爱尔兰，寻求淡泊无名的生活。这并不是隐居，但起码从伦敦那没有私生活、被好奇的人包围中脱身。在爱尔兰的那几个月，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尔兰，完全沉浸在只有通过谈话、想象和阅读才能了解的爱尔兰之中，与儿时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与少年时跟叔祖父和其他父系亲戚生活在一起时所了解的爱尔兰都不同。爱尔兰并不是英帝国的尾巴和影子，她正在为恢复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而斗争。“亲爱的罗杰，你已经成为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了。”他的表妹格开玩笑地对他说道。“我正在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答道。
卖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代理人。巴西妓女黯然失色，改称“法国女郎”；波兰籍、弗兰德籍、土耳其籍、意大利籍女人被乔洛女人与印第安女人取而代之。而乔洛女人和印第安女人大多还是少女，她们原本是做女佣的，后来主人去别处发财或因经济危机无法养活她们，就失掉了工作。英国领事在一封信中对那些如小丑般浓妆艳抹、在伊基托斯堤岸上漫步勾引客人、瘦弱的十五六岁印第安女孩有过令人伤心的描写。各种报刊停刊，甚至连预告船只进出时间的小报也不见了，因为原本繁忙的水上运输已经大大减少，以致停运。伊基托斯十五年前曾与广阔的世界繁荣地贸易，又因布斯航运公司逐渐减少货运和客运而与这个广阔世界断绝了来往，从而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航运完全停止，伊基托斯联系世界的脐带被割断。洛雷托的省城日复一日地衰落了。几年后，变成了被遗忘在亚马孙莽原深处的小村子。
中午刚过，罗杰说他不想吃中饭了，只想睡一会儿，便回到了房间。房间陈设很简单，几块画有几何图案的土布挂在墙上，站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河流。这里，街上的噪声小了些。罗杰没脱上衣也没脱皮鞋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天，在都柏林，罗杰·凯斯门特因关节痛去看医生。穿过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湿润草坪时，看到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向他打招呼，原来是那四位前去普图马约建立传教所的工人神父中的一员。二人在靠近有鸭子和天鹅遨游的池塘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谈起来。那四位宗教人士的经历非常艰苦。由于有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帮助，听命于阿拉纳公司的伊基托斯当局的敌视态度并没吓倒他们；刚到普图马约时，考验他们牺牲精神的疟疾病与蚊叮虫咬也没吓倒他们。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终于在埃尔恩坎托站周围盖起类似乌伊托托人在空地上建的茅草屋，立住了脚。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从起初的不易接近、疑惧到后来变得和睦甚至热情起来。四位方济各会神父开始学习乌伊托托语和波拉语，建了一间简陋的露天教堂，只在讲经台上方用棕榈叶遮盖一下。后来，突然发生了大逃亡，各种人如站长、雇员、手工业者、看守、印第安用人和工人等，像遭到某种魔法或瘟疫的驱赶，惊恐万状地四处逃散，只剩下这四位方济各会的神父。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其中一位叫麦克·凯的还患了脚气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决定离开那个仿佛遭天谴的地方。
那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一座如此之小又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拥有一片宽阔的市区，其中既有泥木结构、棕榈叶铺顶的农村小屋和以贵重木材与铁皮屋顶建造的房子，也有门面辉煌、有着葡萄牙进口的瓷砖墙面的宽敞大宅院。说来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区，酒吧、小酒馆、妓院和赌场与日俱增，各个种族与肤色的妓女从早到晚毫不知耻地在人行道上展览着自己。伊基托斯位于亚马孙河支流纳奈河的岸边，景象宏伟：植物茂盛，大树参天，树声沙沙，河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改变着颜色。但是大街上很少有人行道或沥青路，而是流淌着满是粪便和垃圾的水沟，满街臭味，到了晚上更加浓烈，能把人熏得呕吐。酒吧、妓院和娱乐场所播放的音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到码头去接委员会成员的英国驻当地领事斯泰尔斯先生让罗杰住在他家。公司为其他委员准备了住所。当晚，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雷伊·拉马为他们举行了晚宴。
这四位方济各会神父的返国行程颇具荷马史诗般的特点，是耶稣殉难般的路程。橡胶出口锐减，收购站已无一人，混乱无章，因此离开普图马约唯一的交通工具，即秘鲁亚马孙公司所属的船只，尤其是自由号，一夜之间停运了，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四位传教士等于被搁浅在荒无人烟之地，与世隔绝，还带着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最后，麦克·凯神父去世了，同伴们把他葬在一座小山冈上，在其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用四种语言写成：盖尔语、英语、乌伊托托语和西班牙语。余下的三位只得听天由命。有几个土著人用独木舟帮助他们沿普图马约河下行，直到雅瓦里河。在那漫长的行程中，独木舟曾两次遇险，大家只得泅水上岸，随身带着的东西也都丧失殆尽。到了雅瓦里河，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艘船同意把他们带到马瑙斯，条件是不给他们舱位，只能睡在甲板上，下雨天也得如此。三位传教士中年纪最大的奥内蒂神父患了肺炎。两个星期后，终于在马瑙斯找到了一间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修道院接待了他们。但是，尽管有同伴们照顾，奥内蒂神父还是去世了。人们把他葬在修道院的墓地里。余下的两个幸存者在这灾难性的曲折历程之后休养了一阵子，被送回爱尔兰，现在重新在都柏林的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
罗杰·凯斯门特与委员会各成员于1910年从英国到秘鲁亚马孙腹地经历了六个多星期的累人旅行之后，到达了伊基托斯，此时他的眼睛发炎得更加严重了，关节炎反复发作，整个健康状况糟透了。但是他忠于自己的坚忍性格（赫伯特·沃德称之为塞内加主义者），在行程中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声张。相反，他总是努力鼓舞着同行者，帮助他们抵御那令人痛苦的苦难。R.H.巴特勒上校被痢疾折磨得在马德拉停泊时返回了英国。最有耐力的是路易斯·巴恩斯，此人因在莫桑比克生活过，对非洲的农业很了解。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橡胶专家，患有神经痛，总是抱怨天太热。塞莫·贝尔害怕脱水，总是手拿水瓶，不时地喝上一小口。亨利·费尔加尔一年前曾受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派遣，到过亚马孙地区，他告诉大家如何防蚊、如何抵御伊基托斯那“邪恶的诱惑”。
罗杰在圣斯蒂芬草坪的茂密大树下坐了很久，竭力想象当收购站消失，当地土著人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雇员、看守及杀人犯都跑掉之后，普图马约那广大的地区是什么样子。他闭上眼睛想象肥沃的大自然会长满了矮树、藤蔓、灌木丛和杂草，遮盖了所有场地和空地。森林复苏，各种动物又回来筑巢。整个地区又听到各类鸟儿的歌唱及鹦鹉、猴子、蟒蛇、水豚、鹑鸡、美洲豹的嘶鸣、尖叫和咕噜声。雨水接连不断，悬崖峭壁塌陷，没几年工夫，就把那见证了人类的贪婪与残暴，制造了无数苦难、肢解与死亡的空地掩盖得不留痕迹。建筑用的木料因雨水的冲蚀而逐渐腐烂，房屋因木料遭白蚁啃噬而倒塌。瓦砾之下，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挖洞筑巢。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片森林地带将被完全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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