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刚果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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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罪是太穷。”堂赫苏亚尔多难过地说道，“您很清楚，刚才在瓦拉村也见到过，贫穷和卑微意味着什么，作为刚果人又意味着什么。”
土著装卸工得扛着这些箱子在商旅之路上走四百七十八公里。罗杰·凯斯门特负责最重的部件，即船的主体。他什么都干，从监督制造能装下轮船主体的大型车到招募上百名装卸工和砍刀手，让他们一面用砍刀开路，一面在克里斯塔尔山的山谷中拉着那庞然大物拖行。他还负责修建路堤和防护栏、建立营地、治疗病人和事故受伤者、平息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安排值班、组织分发食物和渔猎。那是担惊受怕的三个月，是感受到在为进步事业出力的令人振奋的三个月，也是与可怖的大自然进行卓有成效的战斗的三个月。这些事，罗杰在以后的几年里又干了许多次，但他不使用皮鞭，也不允许监工们滥用皮鞭。这些监工们有个外号，叫“桑给巴尔人”，取自奴隶买卖的重要地点——桑给巴尔，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像奴隶贩子那样残暴。
凯斯门特表示赞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未必不是一项仁慈的行动，但他还在犹豫：作为一名外交官，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险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颠牵连进去，他为外事办搜集情况的任务也会被取消——尽管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
佛罗里达号是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运往博马的一艘巨轮，用来在刚果河上中游，即克里斯塔尔山脉的另一侧运输货物。把博马—马塔迪与利奥波德维尔切断的利文斯顿瀑布垂落下来，形成了若干个旋涡汇合处，这个汇合处被称作“魔鬼大锅”。从此处往东的数千公里的刚果河是可以作航运的，但是往西有几千英尺的落差，这长长的一段河流就不能作航运了。这样，佛罗里达号就得被拆成几百个部件，分类装箱，从陆地运往斯坦利湖。
“我能见见他们，跟他们谈谈吗？”
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的两年里，罗杰正好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有两件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是佛罗里达号从刚果河入海口一座小小的港口巴纳纳沿着商旅之路直达斯坦利湖，一直跑了几个月的运输；一是弗朗基中尉事件。
堂赫苏亚尔多同意了，于是于托特神父走出去，几乎立即就把那几个逃亡者带了进来。一共六个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个男孩。这六个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枪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领头的名叫曼松达，头戴羽冠，脖子上挂着动物牙齿做的项链，脸上还有旧的伤疤，那是为加入部落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留下来的。于托特神父充当翻译：因该地区橡胶树的浆液已经割尽，邦甘丹加村接连两次没能向取得特许权的鲁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胶，于是治安队派驻该村的非洲哨兵就开始鞭打、割手割足。人们愤怒了，发生了骚乱，起而反抗的人杀死了一个卫兵。几天后，邦甘丹加村就被治安队的一支纵队占领了，他们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杀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被活活烧死在自家的茅屋里，其余的被押去关在科基拉维尔的监狱和“人质之家”。曼松达酋长认为他们是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们帮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队抓住，也会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刑罚。在整个刚果，土著人因反抗受到的惩罚一直都是整个村社被消灭。
他是作为驻马塔迪的仓储和运输代理于1886年开始工作的。马塔迪在基刚果语中意为“石头”。罗杰来到的时候，那个在商旅之路上建立的运输站不过是在刚果河岸边用砍刀开辟出的一片空地。四个世纪前，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曾到达过这里，这位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块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至今仍可见。一家德国建筑工程公司用从欧洲进口的松木（松木竟然进口到非洲）建造了首批房屋、码头和仓库。罗杰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不幸的事件：随着地震般的巨响，一群大象拥进空地，差点毁掉刚建起来的居民点，工程中断了。六年、八年、十五年、十八年，罗杰眼看着为桑福德考察远征公司存放商品、他们亲手建立的那座小小村落逐渐扩建，甚至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冈。用木头为殖民者盖的两层楼的尖顶房屋增多了，这些房屋都带有花园和长长的小径，窗子都装有金属网。街道、街角和居民也多起来。除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在金坎达建造的教堂，1902年又修建了一座更重要的教堂：圣母院教堂。此处还有一座浸礼会传教所、一家药店、一所由两位医生和几名修女护士管理的医院、一家邮局、一座漂亮的火车站、一间警察局、一所法院、几个海关仓库、一座结实的码头，还有出售衣物、食品、罐头，草帽、鞋子和农具的商店。在这座殖民者城市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个满是五颜六色泥草屋的地方，那是刚果族人居住的贫民区。罗杰有时对自己说，马塔迪比首府博马更像文明、现代的基督教欧洲。在马塔迪，从传教所附近的通杜瓦山冈上可以看到长长的刚果河两岸，在那山冈上有一块埋葬着欧洲人的小小墓地。在城区和码头上，只有那些持有通行证的土著仆人和装卸工才能走动，其他任何人如果打破这个规定，除了被处以罚款和被鞭打一顿，还会被永远赶出马塔迪。在1902年，总督尚能夸大其词地说，在博马和马塔迪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凶杀或强奸案。
“好吧，神父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用亨利·里德号把他们带离此地，不过只能带到最近的对岸的法属地。”
第一批拿到刚果独立王国授予的特许权的商人中有一个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此人曾是利奥波尔多二世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幕后牵线人，也是促使西方列强把刚果让给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关键人物。这个美国人于1886年组建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在刚果河上游从事象牙、口香糖、橡胶、棕榈油、铜矿等贸易。像罗杰·凯斯门特这种在刚果国际协会工作的外国人都转入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罗杰为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工资是年薪一百五十英镑。
“上帝会报答您的，领事先生。”于托特神父说道。
是谁发明了这种绝妙的、易于使用的、有效的工具，来督促、恐吓、惩罚那些无精打采、笨拙愚蠢、黑檀木皮肤的双脚动物？这些双脚动物像佃户那样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除了野外的活计和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工程支付税款，他们寄望于殖民者的是向每个村落或家庭分发木薯、羚羊或野猪肉和其他食物。据说皮鞭的发明者是治安队的上尉奇科特先生，他是第一批殖民浪潮中的比利时人。此人既务实又有想象力，观察敏锐，比别人率先注意到用河马皮制作的鞭子比用马或猫的肠子制作的鞭子更具杀伤力，用河马皮拧成藤状的皮条比别的鞭子更能制造灼热的疼痛感、出血多且容易结疤。此外，这种皮鞭既轻便又结实。把皮条装在木质短柄上，监工、营地值班者、警卫、狱卒和小组头目就可以把皮鞭缠在腰间或搭在肩上。因为这种鞭子很轻，所以带在身上并不觉得累赘。治安人员带着它一出现就会产生恫吓效果：黑人男女老少一认出它来，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深褐色或黑得发蓝的面孔上闪出受惊的神色，因为稍微犯一点小错、失误或闪失，皮鞭就撕裂着空气，以其特有的嘶嘶声落在他们的脚上、臂上、背上，打得他们呀呀直叫。
“谁知道呢，神父先生？”领事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违法的。”
罗杰在那八年（1884—1892）中对此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此期间，他流汗，患疟疾，烤太阳，浑身是虫咬、搔伤、植物的刺伤和害鸟啄伤留下的疤痕。他坚持工作，支撑着利奥波尔多二世的贸易和政治发明。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出现在无数属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殖民标志：皮鞭。
“人订的法，”神父纠正道，“我们确实在违反，正因如此，我们才是忠于上帝之法的。”
通过这项特许制度，各个公司在刚果独立王国犹如同心圆的涟漪，深入刚果河的中下游流域及其网状支流的广大地区，在各自的领地上享受着统治权。他们除了受治安队的保护，还有自己的民团，民团的头目往往都是退役军人、狱卒、囚犯和逃犯。其中一些人的野蛮行径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没几年，刚果就成了世界第一的橡胶出产国。文明世界为了让汽车、火车等各种运输体系和制衣、装潢及灌溉工程运转起来，对橡胶的需求与日俱增。
罗杰·凯斯门特同修士们一起吃了简单的素食晚饭，长谈了一番。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拉帕的修士们特地违反了闭口不语的教规。修士们和非神职人员们看样子好像跟他一样，也被这个国家搞得忧心忡忡，压得喘不过气。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思考着，也说了出来。他对修士们说，他十九年前来非洲时还意气风发，确信殖民事业能给非洲人带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开拓殖民地怎么就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掠夺和令人眩晕的残暴行为？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折磨、肢解并杀害着手无寸铁的人，对他们施行残忍的酷刑。欧洲人来到非洲不是说要消灭奴隶买卖、带来仁慈的宗教和正义吗？可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比奴隶买卖更糟，不是吗？
与此同时，对刚果人的剥削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仁慈的国王开始向各个企业发放特许证，以便让他们“通过贸易为非洲的土著居民开辟文明的道路”。有些商人由于不了解原始森林的情况而死于疟疾，被蛇咬或被野兽吃掉。也有少数商人被土著人用毒箭和浸毒长矛射死或刺死。这些土著人之所以敢于反抗那些如电闪雷鸣般突袭而至的武装部队，是因为商人们说，根据同酋长们签订的合同，他们必须抛弃耕地、渔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去做向导、脚夫，去寻找并割取橡胶，而且是白干，没有工资。众多拿到特许证的商人以及比利时国王的朋友和宠臣在很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国王本人。
修士们一言不发，让他充分发泄，是不是跟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时所说的违反沉默不语的教规相悖？不，不是，他们跟罗杰一样，对发生在刚果的事也感到茫然、难过。
比利时国王向国际公共舆论解释说，消灭奴隶买卖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支治安武装。所以他向刚果派出了二百兵力的比利时正规军人，还建立了一支由一万名土著人组成的民兵军，其费用则由刚果居民负担。虽然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是由比利时军官领导的，但是在队伍中，尤其是民兵中的领导职位，都被从欧洲的藏污纳垢之所和妓院走出来的无耻之徒、服过役的囚犯、渴望发财的冒险家等品性卑劣的人占据。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殖民地，在分散于广大地区中的数不清的村落里，像被机体中的寄生虫把持的这支治安队还得由非洲人民养活，而后者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侵略者是比捕猎奴隶者、蝗虫、红蚂蚁和带来睡眠症的魔法更可怕的灾难。治安队的士兵和民兵都是贪婪、粗野的人，永不知足地大吃大喝、玩女人、捕捉动物、掠夺兽皮和象牙，总之，对于凡是能够抢的、吃的、喝的、卖的、奸淫的一切永不知足。
“领事先生，上帝之路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孽障来说是不可知的，”堂赫苏亚尔多叹了一口气说道，“重要的是不要绝望，不要丧失信仰。有您这样的人存在，对我们就是一个鼓舞，使我们又有了希望。祝您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要向上帝祈祷，求他允许您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好事。”
两年后，即1902年的今天，可以说，他无疑仍是这样的人。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善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刚果独立王国甫建立，利奥波尔多二世就于188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开塞与鲁基河之间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王室版图。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探险家们都认为，那片土地富产橡胶树。这样，那片土地就不能租让给私人企业，只能由政府开发。而刚果国际协会被刚果独立王国取代，成为合法单位，其唯一的总统兼代理人就是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
第二天一大早，逃亡者在离科基拉维尔不远处的河湾登上了亨利·里德号。与他们在一起的三天里，罗杰一直很紧张、发愁。他为这几个土著人的出现向全体船员作了模糊的解释，但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很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将到伊雷比时，亨利·里德号靠近了刚果河的法属岸边。那晚，船员们都睡着了，几个无声的黑影走了出去，消失在岸边的草丛中。事后，没有一个人向领事问起他们的下落。
第二天早晨，利奥波尔多二世召见英国领事，想同他单独谈一次。他在私人书房接见了英国领事。书房里装饰着陶制古玩、玉石和象牙雕像。国王身上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指甲上还涂了指甲油。与头天晚上一样，罗杰几乎插不上话。比利时国王谈论着自己堂吉诃德式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能为心存不满的报人与政治家们所理解的一切。毫无疑问，在非洲，有人犯错误，行事太过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难找到既能干又正派的人愿意冒险去遥远的非洲工作。他请求领事如果在新职位上发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亲自向他报告。比利时国王给罗杰的印象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自我崇拜者。
旅行至此，罗杰·凯斯门特开始感到不适，不仅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身体也显现出失眠的影响以及虫咬与体力透支的后果。也许更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愤怒，接着是气馁；立志完成任务，接着是预感到写出报告也将会毫无用处，因为在伦敦，外事办的那些官僚与陛下御用的政客可能会作出决定说，与利奥波尔多二世这样的盟友为敌是不明智的，发表正式指控盟友的报告会导致有损大不列颠利益的后果，因为这等于把比利时推向德国的怀抱，难道帝国的利益不比几个崇拜猫与蛇、有着食人习俗的半裸野蛮人哭丧着脸的抱怨更为重要吗？
不过，1900年，罗杰刚被英国外事办任命为驻博马领事时，同比利时国王有过两次谈话。他对此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那是一个强壮、高大的男人，浑身挂满了各种勋章，长长的胡子梳理得很整齐，鼻梁高高的，有一双预言家的眼睛。当他得知罗杰将去刚果赴任，路经布鲁塞尔，便请他共进晚餐。富丽堂皇的王宫中铺着富有弹性的地毯，挂着水晶制的枝形吊灯，装饰着雕花镜子和东方雕像，这一切看得罗杰眼花缭乱。包括玛丽亚·恩里克塔王后、克莱门蒂娜公主和法国的维克多·拿破仑王子，共有十二位客人。整个晚上，国王几乎垄断了谈话，他讲起话来像受到神灵启示的布道者。当他描述从桑给巴尔出发去从事掠劫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们的残暴行径时，那高亢的声音具有神秘而虔诚的色彩：基督教欧洲有责任去结束那种人肉买卖。这一建议是他本人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利时对文明的贡献：把那些令人同情的人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举止优雅的夫人们听得直打哈欠，拿破仑王子在同邻座的小姐低声调情，乐队在演奏海顿的协奏曲，但没有人在听。
他一面竭尽全力地战胜一阵阵袭来的沮丧情绪，克服头痛、恶心和浑身无力（他觉得自己瘦了，腰带上还得多钻一个孔），一面访问村落、岗哨和车站，询问村民、官员、职员、哨兵和割胶工人。在访问中，他每天都能看到被鞭打折磨过的身体、被割下的手；每天都能听到杀人、监禁、敲诈和失踪等梦魇般的事件，但他都尽量克制住自己。他最后想，刚果人普遍遭受的这种苦难渗透进了空气与河流中，包围着他，散发出一种臭味，这臭味不仅是嗅觉上的、超嗅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有时，他自我辩解：“在1884年斯坦利的探险队和1886—1888年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探险队里，在沿商旅之路刚刚建立起的车站和商号里作为监工或小组头目工作时，我如何能察觉在那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事？”他不过是一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运转的一个小小零件而已。除了狡猾的制造者及其亲密的合作者，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亲爱的格，”一天，罗杰决定转个弯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就在邦甘丹加车站，他给姨妹格特鲁德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就要启程回博马了。按照我的原计划，本应该在刚果河上游再停留两个星期，但是，说真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在我的报告里写出这里发生的事件。如果我继续挖掘人们那可耻的恶劣行径能达到怎样的极端，恐怕我就无力写出我的报告了。我正处在发疯的边缘。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陷进地狱这么久而不失去健康、不导致精神崩溃。有些夜晚，在失眠中，我感到精神崩溃正在发生，思想中有些东西正在蜕变。我一直生活在苦恼中，如果我与这里发生的事继续接触，最终我甚至会在吃午饭、晚饭的时候也用鞭子抽人、割下刚果人的手、杀死他们而不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更不会倒胃口，因为在这不幸的国家里，欧洲人都是这样的。”
罗杰在余生一直惋惜自己在非洲的头八年，像棋赛中的小卒般为刚果独立王国卖命，把自己的时间、健康、努力和理想都投了进去，还以为这样做是在为一项慈善事业出力。直到1902年那次发烧，他还不止一次对自己这样说。
不过，这封长信主要谈的还不是刚果，而是爱尔兰：“是的，亲爱的格，你也许认为这是另一个发疯的预兆，但是，深入到刚果腹地的旅行使我发现了自己的祖国，了解到她的地位、她的命运和她的现实。在这里的森林中，我不仅发现了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真面目，也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尔兰人。格，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你会认不出你的姨兄罗杰了，我好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思想，也许连灵魂都变了。”
在到达非洲的头几年，罗杰·凯斯门特在商旅之路上走了好多遍。上游是从博马和维维到利奥波德维尔，下游是从利奥波德维尔直达大西洋。在入海口，肮脏的绿色海水变咸了，而正是从这个入海口，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驶入了刚果的领土。因此罗杰比任何一个住在博马或马塔迪的欧洲人更了解刚果河下游的情况，比利时殖民者正是通过这两个地方深入非洲大陆内地。
确实如此，在乘亨利·里德号沿刚果河下行、最终于9月15日下午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靠岸的这几天，领事几乎没跟船员们说过一句话。他一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船舱里，要么躺在船尾的吊床上，如果天气好。他那忠心的约翰卧在他的脚下，安静地注视着主人，沉痛的心情仿佛也传染了给它。
罗杰在非洲的那几年，逐渐意识到刚果独立王国的真实面目，他屡次对朋友赫伯特·沃德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小工。”当然也不完全是小工。当他到达非洲的时候，斯坦利为开辟商旅之路已经干了五年了。第一段路是从刚果河上游的维维到伊桑吉拉，共八十三公里。那段路原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布满了沼泽和深谷，树上生满虫子，沼泽散发着臭味，树冠遮住了阳光。1880年，这段路完工了。从那里到姆延加，是一百二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小路。刚果河是可以航行的，但只对惯于此道的先驱者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善于避开旋涡，在雨天涨水的时候又善于在浅滩或洞穴里躲避，以免被礁石撞翻或被时现时隐的湍流卷走。罗杰起初为刚果国际协会（后来于1885年改名为刚果独立王国）工作的时候，斯坦利已在金沙萨和恩多拉修建了以利奥波尔多二世命名的车站，那是1881年。三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到达了那片森林。四年后，刚果独立王国正式成立。当时，一个从未踏上过这片土地的君主建立了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同时，贸易也成了现实：欧洲的商人可以战胜刚果河下游的湍流和东一个西一个的利文斯顿瀑布造成的交通障碍，从大西洋进入非洲。这都要归功于斯坦利开辟的从博马到维维、直达利奥波德维尔和普尔地区几乎长达五百公里的道路。罗杰到达非洲时，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商人和先头部队正进入刚果的土地，掠走第一批象牙、兽皮和整筐整筐的橡胶。这种橡胶出产自生长着某种能流出黑色浆汁树木的区域，而这种浆汁又是很容易取得的。
只要一想起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祖国，深深的思乡之情就油然而生，把刚果那要在道德上摧毁他、扰乱他心理平衡的恐怖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他回忆着在都柏林受到母亲宠爱与保护的早年岁月，回忆着在贝利梅纳的学生时代以及在加尔戈姆那幽灵城堡里的参观，回忆着与姐姐妮娜在安特莱姆北部田野（跟非洲田野同样温顺）上的散步，回忆着那几次去格兰塞斯山对面峡谷的远足给他带来的幸福感——那是伯爵领地九个峡谷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微风扫过谷边的峰顶，不时能眺望到张开大翅、竖冠挑战天空的雄鹰飞过。
罗杰年轻时很钦佩斯坦利的成绩，钦佩他从刚果河的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探险活动，但最钦佩的还是他于1878—1881年开辟商旅之路。这条路线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从刚果河到普尔地区的通道。普尔是一片可供航行的湖泊，日久天长，人们就把它称作斯坦利湖了。后来罗杰发现，比利时国王早就设想要实施这一行动，这样就可以逐渐开始1885年的柏林会议答应让比利时开发这片土地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而斯坦利正是这一设想的大胆执行者。
爱尔兰不是跟刚果一样是殖民地吗？尽管他坚持了许多年，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的父亲和厄尔斯特的许多爱尔兰人也跟他一样，以盲目的愤慨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为什么对刚果来说是一件坏事而到了爱尔兰却成了好事呢？难道英国人没有入侵爱尔兰吗？难道英国人没有像比利时人对待刚果人那样在未曾与被侵略者、被占领者商量的情况下就借助武力吞并了爱尔兰，使之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吗？随着岁月的流逝，暴力有所减弱，但爱尔兰仍然是殖民地，其主权也因有一个强大的邻居而丧失。这才是许多爱尔兰人拒绝看到的事实，父亲要是听到这些话，会说些什么呢？他会不会把鞭子拿出来？母亲呢？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孤寒羁旅地在刚果，哪怕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思想上正在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会不会感到震惊？就在那个孤独的黄昏，在漂着树叶、树枝和树木的土色河面上，罗杰·凯斯门特作出了一个决定：一回到欧洲就尽量搜集有关爱尔兰历史、文化的书籍——他了解得太少了。他在利奥波德维尔只逗留了三天，没去找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心思去拜访当局人物和熟人，否则就不得不跟他们谈及沿刚果河中上游的旅行以及这几个月的沿途见闻，当然，还得说谎。他用密码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已有足够的材料能证实关于虐待土著人的事实。他要求得到允许，搬到毗邻的葡萄牙的领地去写报告，那里要比博马安静得多，而且没有领事事务的干扰。他还给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最高法院检察院就瓦拉村事件写了一封长长的揭发信，也可以说是一封抗议信，要求对事件进行一次调查并制裁相关责任人。他是亲自把信件送到检察院的。一位谨慎的官员说莱维尔检察长跟该市贸易注册办公室主任克洛萨德先生猎象去了，并答应他，检察长一来就告知他这一切。
每当罗杰想起斯坦利，矛盾感就占据了他的心。他正从疟疾中恢复起来。那位威尔士冒险家在非洲看到的只有用来建立个人功绩、为个人攫取战利品的机会，但是又怎能否认他是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呢？凭借着无所敬畏而蔑视死亡，野心勃勃，看起来已经打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也曾看到斯坦利抱起脸上、身上长满天花痘的孩子，用自己的行军水壶为被霍乱或睡眠症折磨得垂死的土著人喂水，好像没有人能传染他。说真的，这位英帝国的英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野心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罗杰认为这个谜永远解不透，将永远藏在各种传说织成的大网后。他真正的姓名是什么？亨利·莫顿·斯坦利这个姓名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商人给他起的，这名商人在其浑浑噩噩的青年时代对他很慷慨，也许把他收为了养子。据说他真正的名字是约翰·罗兰茨，但没人能证明，也没人能证明他是威尔士人，更没人能证明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中度过。当时，卫生警察都把在大街上捡来的无父无母的儿童送进这所孤儿院。看样子，他很小的时候就作为一艘货船上的警察去了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先是作为南方邦联军的一名士兵作战，后来倒向了北方军。有人认为，他后来又当了记者，写过几篇关于拓荒者向西部挺进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新闻报道。《纽约先驱报》派他去非洲寻找大卫·利文斯顿的时候，这位斯坦利丝毫探险的经验也没有。他是怎么走遍了原始森林并活了下来？他是怎么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着大卫·利文斯顿医生？1871年12月10日，在乌希希，他终于找到了。据他后来吹嘘，他在一声问候过后说：“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顿医生吧？”让医生惊愕不已。
罗杰乘火车去了一趟马塔迪，在那儿只过了一夜就乘货船下行回到了博马。在办公室，他看到一大摞信件和外事办主任的一封电报，同意他到罗安达去写报告。事情很急，报告要尽量写得详细。在英国，揭发刚果独立王国的活动正风起云涌地展开，主要的日报都参加了进来，对揭发的暴行，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除了浸礼会的指控，早些时候，罗杰·凯斯门特的秘密朋友和同行者，法籍英国记者埃德蒙·D.莫列尔也有所揭发，他发表的文章在众议院和公众舆论中都引发了巨大震动。议会对此议题也进行过一次辩论。外事办和外长兰茨登爵士本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罗杰·凯斯门特的证词。
1885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以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和德国为首的十四国列强，在没有一名刚果人参加的情况下，把刚果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二千万居民拱手送给了利奥波尔多二世，为的是让刚果开放自己的领土，取消奴隶制度，对异教徒施以教化，推行基督教。那时，罗杰·凯斯门特刚满二十一岁，在非洲生活也有一年了，他与刚果国际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庆祝了这一事件。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决议，在刚果土地上为比利时国王准备实施的计划打基础已经干了很长时间。凯斯门特是个强壮的小伙子，个头很高，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颜色很黑，深深的灰眼睛，不太喜欢开玩笑，寡言少语，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他的忧虑令他的同事们茫然不解，这些人里有哪个会认真看待令这个爱尔兰青年着迷的所谓“向非洲传播文明是欧洲人的使命”的说法呢？但他们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很勤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代人值班，替人完成任务。他几乎从不喝烈性酒，在营地，当人们喝多了打开话匣子大谈女人的时候，却发现他显得很不自在，想走开。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森林地区，不顾一切地在湖、河里游泳，在昏昏欲睡的河马面前划动着双臂。他很喜欢狗。同事们记得，一天，一头野猪用獠牙刺死了被他叫做“纺锤”的狐狗。当他看到狗的肋部被刺穿、直冒鲜血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神经质的大发作。与探险队中的其他欧洲人不同，他很不在乎钱财。他来非洲不是想发财，而是受“给野蛮人送去进步”这个令人不解的想法的驱动。他把每年八十英镑的工资都花费在同事间的请客上，他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穿着整齐，又洗澡，又梳头，仿佛不是在林中空地的营地里或河滩边，而是在伦敦、利物浦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他在语言上很有天赋，学过法语和葡萄牙语，在一个部落住下来不久就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非洲人的方言。他总是在学习簿上记下所看到的一切。有人发现他还写诗，为此还开他的玩笑，他臊得连否认都说不清。有一次，他承认小时候曾被父亲鞭打，所以当他看到土著人一旦把物件打翻或不服从命令时监工们就鞭打他们，感到非常恼火。他总是有着梦幻般的眼神。
在博马，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罗杰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尽量避免跟政府的人见面，这在他领事任上的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没去拜访总督，只给他写了一封信，为因健康问题而不能亲自前去问候表示歉意。他也没打一次网球或台球，没玩牌，既不举行午宴、晚宴，也不接受邀请。以前他每天一大早，哪怕天气不好，也要去河边水流静止处游泳，此时也不去了。他不愿见人，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更不愿别人问起他的旅行情况，否则就不得不说谎。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向博马的朋友和熟人坦率地讲出他在这十四个月里沿刚果河中上游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与体验。
唯一看得清楚的是，这位土著人的施主的想法并不符合事实。罗杰了解到这一点，是听了跟随斯坦利于1871—1872年为寻找利文斯顿医生进行的那次旅行的监工们讲述的事情之后。他们说，那不是一次和平的考察，远非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指示的那样是为了要让其酋长（治下共450人）签订出让土地、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些部落。那些粗鲁的、被原始森林折磨得失去人性的监工关于1871—1872年的考察所讲述的事情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土著人若拒绝为探险队员提供食物，拒绝提供脚夫、向导和用砍刀为他们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的人，那些村落就被夷平，酋长就被砍头，他们的女人与孩子就被枪杀。这些很久以来就跟随斯坦利的人都惧怕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他训斥，盲目地相信他的决定，带着教徒般的崇敬议论着于1874—1877年进行的长达九百九十九天的著名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同行的所有的白人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死了。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处理领事馆的紧急事务和去卡宾达和罗安达旅行的准备工作上。他期待着离开刚果、到了另外一个殖民领地后，就不像在刚果这样感到压抑而更为自由了。有好几次，他想为报告先打一份草稿，但都没有成功，不光是因为情绪低落，还有右手因痉挛总是抽搐，手里的笔几乎在纸上滑来滑去。痔疮又来困扰着他。他几乎饭也不吃。两个仆人，查利和马乌库，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糟，很担心，便劝他把医生叫来。不过，虽然他因失眠、没胃口、身体不适而感不安，但并没叫医生，因为一见到萨拉贝特医生，就得回忆、述说他目前只想忘掉的那些事。
营地建在刚果河的什么地方？罗杰模糊地记得好像建在伯罗伯和琼毕利之间，那个部落属于巴特克族。不过他并没有把握。那些材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如果说多年来那些分散写在本子上或单张纸片上的纷乱笔记也算日记的话。但不管怎么说，那次谈话他还是记得很清楚。跟斯坦利交谈后，他躺在破床上，内心感到的不舒服，他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心目中极为神圣的以字母“C”打头的三位一体破碎了，直到当时他还认为三位一体，即基督教、教化和贸易可以证明殖民主义是合理的。当他还是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一名卑微的助理会计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笔代价需要付出：他们一定会进行欺骗。在殖民者中间，不仅有像利文斯顿医生那样的忘我志士，也还有干尽坏事的无赖。但做了一番加加减减之后，给非洲带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给他们造成的损害。非洲的生活一直在向他显示，事实并不像理论那样清楚。跟随亨利·莫顿·斯坦利工作的那一年，罗杰对他在刚果河及其无数支流灌溉但不为人知的土地上领导探险的无畏精神和指挥能力一直钦佩不已，但他也记住了这位探险家实际上是一位摇摆不定的神秘人物，对他所作所为的议论总是矛盾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是夸大的，有多少是想象的。有些人根本不能从想象里区分出现实，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1903年9月28日，罗杰乘船驶向巴纳纳港，在那里，把斗牛犬约翰留给了马乌库，只带着查利乘另一条船到了卡宾达。在卡宾达逗留了四天，也曾同熟人吃过晚餐，这些熟人并不知道他去过刚果河上游，因而没让他讲他所不愿讲的事，令他感到很平静、安稳。10月3日到达罗安达时，他才感到身体好了些。英国驻该地领事布里斯克莱先生是一个慎重而殷勤的人，在办公处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于是他终于能夜以继日地为报告打草稿了。
“这一切当然是为他们好，”斯坦利朝旁边村落里的一圈尖顶茅屋抬了抬头说道，“传教士要来把他们从异教中解救出来，要教会他们基督徒不应同类相食；医生们要来给他们注射疫苗，抵御瘟疫，治病比妖术有效；各家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工作；学校也教他们讲文明的语言，教他们如何穿衣，教他们如何向真正的上帝祈祷，教他们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讲话而不是用猴子讲的那种方言。慢慢地，现代的、有知识的人的各种习惯就会取代野蛮的习惯。要是他们了解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会亲吻我们的双脚。但是他们现在的思想状况与你我不一样，而跟鳄鱼和河马更接近。因此我们作出了适用于他们的决定，让他们签订这些合同。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感谢我们。从现在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像现在崇拜偶像和草人一样地崇拜利奥波尔多二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他真正感到身体好些、跟以前一样，是到达罗安达三四天后。一天中午，他坐在古老的巴黎咖啡馆的一张桌旁，想在工作了一个上午后吃些东西。一面吃一面浏览里斯本的一张旧报纸时，他看到街对面有几个半裸的土著人正从大车上卸下装有某种农产品——也许是棉花——的大包。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高高的运动员身材，一使劲，脊背、双腿和双臂的肌肉就突出来。他的皮肤黑得发蓝，因出汗而显得亮晶晶。当他扛着大包从车旁走进仓库的时候，裹在胯上的一块薄布掀开，露出了发红的、下垂着的阳物，比一般的都大。罗杰感到一阵热潮，特别想把这英俊的装卸工用相机拍下来。几个月了，他都没想过这事，一个想法鼓励着他：“我要再次成为我自己了。”他在随身携带着的小本子上记下：“他很英俊，很大。我跟着他并说服了他，在一块空地上高大的羊齿草后面，我们接吻了。他是我的了，我也是他的了。呜嗬。”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仍然发着烧。
他是威尔士人，大概在美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英语很富于音乐感，使用美式词汇和短语。
当晚，布里斯克莱先生交给他一封外事办的电报，外交部长兰茨登爵士亲自命令他马上回英国，在伦敦撰写他的《关于刚果的报告》。罗杰看了胃口大开，当晚吃饭很香。
“非洲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他终于开了口，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我想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正代表了他们的软弱。美国和英国都没发觉到这一点。在非洲，弱者是不会活下来的，虫咬、发烧、毒箭、舌蝇会把他们消灭。”
11月6日，离开罗安达去英国，在里斯本转乘扎伊尔号轮船之前，他给埃德蒙·D.莫列尔写了一封信。六个月以来，二人一直在秘密地通信。他并不认识莫列尔本人，先是从敬仰莫列尔的赫伯特·沃德写给他的信里得知此人的存在，又在博马从比利时官员和过路人的口中听说此人，这些人评论居住在利物浦的莫列尔严厉批评刚果独立王国、揭露非洲殖民地土著人遭受残暴对待的文章时，他都听到了。他曾经很谨慎地通过表妹格特鲁德搞到了莫列尔编写的小册子，其中严厉的控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罗杰斗胆地给他写了信，并通过格寄给了他。罗杰在信中说，自己在非洲居住了很多年，可以为他所支持的正义活动提供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自己英国外交官的身份，此事不宜公开进行，因此必须谨而慎之地对待二人的信件，以防自己在博马作为材料提供者的身份被查出。在从罗安达写给莫列尔的信里，罗杰简要地讲了最近的经历，并告诉他，一到欧洲就跟他联系。他只幻想着当面认识莫列尔，这是唯一一位清楚地意识到旧大陆应该为把刚果变成地狱承担什么责任的欧洲人。
大家沉默了许久，只能听到篝火的噼啪声、夜间出来觅食的动物不时发出的咕哝声。雨早就停了，但空气仍然很闷，充满了湿气。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发芽、生长、茂盛起来。十八年后，在被发烧搞得昏沉沉、满脑子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时，罗杰仍然记得亨利·莫顿·斯坦利审视着自己的那种探究、惊讶、带有讥讽意味的眼光。
在去伦敦的旅途中，罗杰完全恢复了精力、热情和希望，对自己的报告能结束那恐怖状况充满了信心。外事办焦急地等着他的报告，就预示了这一点。所列事件如此之多，英国政府必须有所行动，如要求进行根本的改变、说服自己的盟国废除把刚果这片土地的特许权授予利奥波尔多二世个人这样荒谬的法令。在圣托梅岛与里斯本之间航行的扎伊尔号遇到了暴风雨，轮船颠簸得令半数船员感到眩晕，呕吐不止，而罗杰·凯斯门特还是想方设法地继续写他的报告。他像往年严守纪律那样，以使徒般的热情对待任务，尽量准确、简洁地写报告，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主观臆测，要客观地写出能够被证实的事件。他知道，越是准确、简洁，就越有说服力、有效果。
“尽管合同上写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是故意不让他们懂，我却很清楚，”罗杰以尊敬的口吻说道，“一句话，很简单，他们承诺把土地交给刚果国际协会，以换取社会帮助。在开工期间，他们答应支持各项工程：修路、建桥、修建码头，建立商号；答应为营地提供劳动力，维持治安；答应为官员和工人提供食物。而协会什么也不出，既不付工资，也不给补助。我一直以为我们来此是为非洲人做好事的，斯坦利先生。从懂事时起，我就敬仰您。我希望您能讲出一些道理，好让我继续认为您是在为非洲人做好事。这些合同真的是为他们好吗？”
12月1日，一个冰冷的日子，罗杰到达伦敦，来不及在这多雨、寒冷、幽灵般的城市看上一眼，把行李往伯爵区爱滩公园的寓所一放，瞥了一眼堆积着的信件，就朝外事办跑去。在其后的三天里，会议、会见一个接着一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毫无疑问，刚果问题自从那次议会辩论以来就成了当时的新闻焦点。浸礼会的揭发、埃德蒙·D.莫列尔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影响。所有人都要求政府发表声明，而政府则要在研究了报告之后才能发表声明。于是罗杰·凯斯门特发现，时势不知不觉地把他造就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开了两次说明会，每次一个小时，参会的都是外交部的官员。有一次，非洲事务司司长和外交部副部长也参加了。在会上，罗杰注意到他的话在与会者中产生的效果。他回答问题时更加详尽，所列事实更加令人厌恶、恐惧，这时，开始时的怀疑目光有了变化。外交部在远离外事办的肯辛顿大街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一位年轻、办事得力的打字员，乔·帕尔多先生。12月4日，星期四，开始了口授。消息传开了，说英国驻刚果领事随身携带大批有关殖民地的文件回到了伦敦。路透社试图采访他，《观察家报》《泰晤士报》，还有美国的几家日报记者也要进行采访。但是，他在上级的同意下，表示只有在政府就此问题发表声明之后，他才会与报界谈话。
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个子矮矮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侏儒；很年轻，一副运动员的样子，炯炯发光的灰色眼睛，上唇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有着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性格。他总穿长筒靴，腰间别着手枪，短大衣上口袋很多。接着，他又笑了起来，围在篝火周围同斯坦利和凯斯门特一起喝咖啡、吸着烟的监工们也笑了起来。年轻的凯斯门特却笑不出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他的报告，添添，删删，重新安排文本，一次一次地阅读本子上他已经背得出的旅行笔记，中午几乎只吃一块三明治，晚饭早早地在威灵顿俱乐部里吃。有时赫伯特·沃德也来，跟老朋友聊聊天对他来说不无裨益。一天，沃德把他拉到他位于切斯特广场53号的工作室里，为了让他分分心，向他展示了一座强壮的非洲人雕像；还有一天，为了让他将那困扰他的操心之事忘掉几小时，硬逼着他一起去购买一件时髦的格子上装、一顶法式便帽和一双白色鞋面的皮鞋，然后把他带到伦敦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喜欢去的埃菲尔铁塔餐馆。这是那几天里他仅有的消遣。
“即使他们懂法文，也不会明白合同的内容，”探险家坦率而开朗地笑了起来，这是他最令人觉得可亲的特点，“连我都不明白合同里写的是什么。”
自从到了伦敦，他就要求外事办同意他与莫列尔会见，借口是要跟这位记者核对一下他所带来的材料。12月9日，他获得了许可。第二天，罗杰·凯斯门特与埃德蒙·D.莫列尔第一次面对面地相识了。他们没有握手，而是互相拥抱，又是畅谈又是去喜剧餐厅共进晚餐。随后他们来到了罗杰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一起喝酒、聊天、吸烟、争论，就这样度过了一晚，直到透过百叶窗发现又一天开始了。也就是说，他们不间断地谈了十二个小时。事后，两个人都说那次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
“对我们让人家签的合同，”年轻的凯斯门特战胜了心慌，说道，“人家把生命、村落和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刚果国际协会的手里，却没有人明白签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没有人懂法文。”
这两个人的外表很不一样。罗杰又高又瘦，莫列尔却较矮、壮实，正在发胖。每次见到他，凯斯门特的印象都是：他的衣服显得越来越紧了。那时罗杰已满三十九岁，尽管受到非洲气候的影响和疟疾的折磨，也许因他很注意自己的穿戴，看起来比三十二岁的莫列尔年轻。其实莫列尔年轻时也很英俊，但现在老了，灰发剪成海豹式小胡子似的平头，突出的双眼总是红红的。二人一见如故，这并不是夸张，实则是一见钟情。
“内疚？良心受到谴责？”考察队长从未听说过这些字眼，他蹙起鼻头，仿佛在猜测其含义，被太阳烤黑、满是雀斑的面孔耷拉了下来，“对什么感到内疚？”
在那不间断的十二小时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当然，谈得最多的是非洲，不过也谈到了各自的家庭、童年、梦想、理想和少年时的追求。不知不觉地，刚果就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把他们从头到尾地改变了。令罗杰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从未到过刚果的人怎么这么了解这个国家，包括其地理、历史、人民面临的问题？很多年以前，莫列尔作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正是罗杰年轻时在利物浦工作过的那家企业）上不起眼的小职员，在安特卫普港负责登记船只和货物及审计工作，发觉利奥波尔多二世陛下开拓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个骗局。从刚果开来的货船卸在安特卫普港的是成吨的橡胶、大量的象牙、棕榈油、矿石和兽皮，而装船运去刚果的却只是枪支、皮鞭和成箱的彩色玻璃，这算什么自由贸易？于是他产生了怀疑。
年轻人未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提出了这个问题，再也收不回去了。营地中央篝火熊熊，树枝噼啪作响，大意的昆虫扑火而死。
就这样，莫列尔对刚果发生了兴趣，开始进行调查，咨询往来于刚果和欧洲之间的商人、官员、旅行者、牧师、神父、冒险者、士兵和警察，阅读一切能搞到手的有关那个广阔国家的材料，对其不幸了解得详详细细，就好像跟罗杰在刚果河中上游进行过十多次巡视旅行。于是，在没向公司辞职的情况下，他开始给比利时和英国的报刊写信、写文章，揭露他所发现的一切，并用材料和证词揭穿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向世界展示的刚果那田园诗般的假象。他在这家企业工作了许多年，一直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和图书，在教会、文化中心和政治团体演讲。他的活动扩散开来，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他。“这也是欧洲，”罗杰·凯斯门特在12月10日那天多次想道，“我们派往非洲的不应仅有殖民者、警察和罪犯，欧洲也有基督精神，其模范就是埃德蒙·D.莫列尔。”
“有时，为了我们干的这些事，您不觉得内疚吗？不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吗？”
从那次起，二人经常见面，继续谈论着令他们激动的话题，开始互相叫起亲热的外号：罗杰叫老虎，爱德蒙叫斗牛犬。他们在一次闲谈中冒出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基金会，就叫做刚果改革协会。没想到在张罗着征集资助者和会员的时候就获得了广泛支持。确实，很少有政治家、记者、作家、宗教人士和知名人士拒绝帮助该协会。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赫伯特·沃德介绍的。爱丽丝是第一个参加协会、为协会捐款并献出时间的人。约瑟夫·康拉德也加入，接着又有许多知识分子紧跟其后。基金凑足了，备受尊敬的人物也齐了，于是在教会、文化中心的慈善组织中开始了公开活动：提供证词，组织讨论，出版刊物，以期使公众舆论对刚果的真实状况睁开眼睛。虽然罗杰因其外交官的身份，不能正式成为协会的领导成员，但他向外事办交出报告后，便把所有能支配的时间都花在协会上了。他向协会捐出了储蓄和薪金，给很多人写信，拜访他们，争取到一大批外交官和政治家变成了他与莫列尔所捍卫的事业的倡导者。
“土著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我们是知道的。说是为他们好，实际上却是欺骗。”年轻的罗杰·凯斯门特想。不搞欺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土著人对危害其前途、危害其子孙前途的条约一字也不懂，怎么才能使殖民行为合法化？为了与以血和火进行侵略和屠杀的办法不同，希望通过说服和对话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利时王室有必要使之具有某种合法形式。难道这就是和平、文明的形式吗？自从罗杰·凯斯门特于1884年在斯坦利麾下进行那次考察以来，十八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罗杰终于得出了结论：他青少年时代以为的英雄不过是一个无耻无赖，是西方在非洲大陆拉出的一坨屎。尽管如此，所有在他的命令下工作过的人却不得不承认，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并且和蔼可亲、大胆，加上冷酷的心计，成就了他的业绩。他在非洲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一方面制造破坏，播种死亡，烧杀掠夺，用河马皮制成的鞭子抽打装卸工的背部，在整个非洲大陆那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而另一方面，他开辟了贸易的通道，在野兽遍布、疾病流行的广袤土地上传播基督教。所以当时罗杰很敬仰他，把他看作《荷马史诗》与《圣经》中的巨人。
几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回忆起1903年底到1904年初那些火热的日子时说，在英国政府发表他的报告很久之后，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开始在报刊上攻击他诬蔑比利时、是比利时的敌人时，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而不是在那之后。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声望，而是经莫列尔、协会和赫伯特的介绍，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从此成了她的亲密朋友，而他自己却夸张地说成了她的学生。他们之间渐渐有一种与日俱增的默契与好感。
“我没看出来，是因为我并不愿意看出来。”罗杰想道。查利把家中所有的毯子都给他盖上了，尽管如此，在室外炙人的太阳照射下，领事还是冷得蜷缩起来，躲在蚊帐里像一张纸片直发抖。比盲目地去做志愿者更坏的是，对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确认的这种欺骗，他居然能找出解释。在1884年那支考察队到达的所有村落里，在分发了玻璃珠等小玩意之后，在通过翻译（很多翻译的话，土著都听不懂）进行了一番习以为常的解释之后，斯坦利让酋长和巫师跟他签了几份用法文拟就的合同，让他们承诺向刚果国际协会的官员、代理人和职员提供劳动力、住所、向导和食物。这些酋长和巫师不吱一声，在不知签的是什么，甚至不懂什么是签字的情况下就画了十字和几道杠杠，乱涂乱画地签了字。他们感兴趣的是项链、手镯和彩色玻璃做的各种饰品，还有斯坦利为了庆祝达成协议而跟他们干杯时请他们喝的那几口烧酒。
在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单独相处时，罗杰像信徒对忏悔神父那样向这位新朋友敞开了心扉。爱丽丝跟他一样出身新教家庭，因此他敢于对她说出没有对别人说过的话：在刚果，他亲眼看见了非正义与暴力，发现殖民主义是一场骗局，于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就是说，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个帝国占领并剥削、被抽干了血、被夺去了灵魂。他不断地重复父母的训诫：说得多、想得多而无所作为。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打算改正。感谢刚果此时使他发现了爱尔兰，他要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了解自己的国家，适应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
罗杰小试锋芒，初次作为探险者参与1884年那次考察，表层原因是要提早告知分散在刚果河上中下游两岸足足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山谷、瀑布和群山间的村社，由利奥波尔多二世主持的刚果国际协会一旦得到西方列强的特许，就会派欧洲的商人和官员过来。斯坦利及其陪同人员应该向那些半裸的、文身的、插着羽毛的、有时脸上臂上带有木箍、有时在阳具上系有香蒲漏斗的酋长解释欧洲人的善意：欧洲人是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致命的睡眠症灾难中拯救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睁开眼睛看清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真实情况；这样一来，他们的子孙就能过上体面、正义和自由的生活。
爱丽丝比他大十七岁，有时像母亲那样亲切地责备他，说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般热情冲动；不过仍帮助他，给他劝告，给他书看，跟他一面喝茶，吃饼干、奶油烤饼加果酱，一面谈话，对他来说那是老师给他上课。在1904年初的那几个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他的朋友、老师和引路人，指引他进入历史、神话以及现实的、宗教的甚至是与虚构传说混合在一起的古老过去，使他得以建构一个民族的传统。尽管英帝国竭力改变其语言、性格、习惯以及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信教者也好，非信教者也好；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引以为傲并全力保卫着的一切，但这些传统仍然保持着。没有什么比同莫列尔、爱丽丝建立的友谊更能帮助罗杰平静下来，治愈在刚果河上游旅行给他造成的精神伤痛了。罗杰向外事办请了三个月的假。一天，送别他去都柏林时，女历史学家对他说：
再过一年，西方列强就要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把拥有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比比利时大八十五倍的刚果独立王国拱手送给利奥波尔多二世了。实际上，这位比利时国王早就着手管理这片领土了，西方列强的赠送不过是为了让他对他认为是其居民的二千万刚果人实施救世原则。这位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君主以其捕捉人类弱点的奇妙才能估计到，如果斯坦利对得到的奖赏能够满足，那么他既能建立功勋，也能干出无与伦比的卑劣行径。为此，他雇用了这位伟大的探险家。
“发觉了吗，你已经成了名人，罗杰？在这儿，在伦敦，所有人都在谈论你。”
几年后，一想到在发烧得迷迷糊糊的幻想中产生的盲目，他就脸红。一开始他根本没有发觉由斯坦利率领、由比利时国王资助的考察到底目的何在，当时他认为比利时国王同欧洲、同西方、同世界一样，是一位慈善的君主，要坚决消除奴隶制度和食人习俗的弊病，要把那些部落从束缚他们的异教和残酷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
这并未使他高兴，因为他不是有虚荣心的人。可爱丽丝说的是真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他的报告，在报界、议会、政坛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比利时的官方出版物、英国的新闻记者、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宣传家对他进行的攻击只不过强化了他主持正义的人道主义斗士的形象。他接受报界的采访，应邀在公众集会、私人俱乐部里讲话，自由派和反殖民主义派的沙龙给他送上请帖，出现了各种文章和短文，把他的报告以及他为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奋斗的诺言捧上了天。这又一次推动了关于刚果的运动。报界、教会和英国社会最先进的阶层看到报告中揭露的内容大为震惊，纷纷呼吁大不列颠要求其盟国修改西方各国把刚果交给比利时国王的那个决定。
在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次，罗杰都想起了1884年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莫顿·斯坦利指挥下进行的那次远征。他在丛林中露宿过，访问过无数的土著村落，在周围能听到猴子吱吱叫和野兽吼声的林间空地上安营扎寨。尽管被蚊虫和其他小虫子咬得浑身是伤，连涂樟脑的酒精都没有用，但是他感到既紧张又幸福。他也不怕遭到鳄鱼的攻击，在波光粼粼的湖泊河流中练习游泳。他确信，他，还有那四百个非洲搬运夫、向导、助手以及陪同考察队的二十几个英国人、德国人、弗拉芒人、瓦隆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斯坦利本人，都是促使这个被欧洲人甩在身后许多世纪、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非洲世界进步的尖兵。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声望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在剧院、餐馆认得出他，在街上带着好感对他指指点点——于是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逗留了几天，很快去了厄尔斯特、北安特莱姆、马格赫林登普勒的儿时老家。他的叔叔（即他叔祖父约翰的儿子，也叫罗杰）继承了老宅。叔祖父是1902年去世的，叔祖母夏洛特还活着，她亲热地接待了罗杰。其他的亲戚——堂兄弟和子侄们也都很亲切，但他总感到自己与父辈的家庭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因为他们仍然是坚定的亲英派。尽管如此，马格赫林登普勒的景色，灰色石块砌成的大房子，周围大多已隐没在草丛中得以抵抗盐碱和大风的西克莫无花果树，羊群在其中偷懒的草原上的杨树、榆树和桃树，还有远处大海上可以瞭望到的拉斯林岛和全是白色小屋的贝利梅纳小城，都使得他激动不已。他走遍了房子后面的畜栏、菜园，墙上装饰着鹿角的大房间，埋葬着几代祖先的古老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他的童年记忆复苏了，满怀思乡之情。但他的新思想和对自己祖国的新感情，使得几个月的逗留对他来说成了另外一场冒险。与在刚果河上游的旅行不同，这场冒险是愉快的、鼓舞人心的。身临其境给他一种蜕了一层皮的感觉。
由于疟疾和发烧，他卧床了三个星期，有时还发呓语。他要喝查利和马乌库为他用草药浸制的几滴奎宁，一日三次。他的胃口只能喝些肉汤、几块煮鱼和几块鸡肉。有时还会跟最忠实的朋友斗牛犬约翰玩耍一会儿，根本没有情绪专注地看一会儿书。
他带去了爱丽丝推荐的一大摞图书，有语法书和杂文书，花很多时间用来阅读有关爱尔兰的传统和传说。他想学习盖尔语，先是自学，发现这样永远也学不会就找先生帮助，每周上两次课。
罗杰·凯斯门特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推迟这次考察，接下来的大雨又使得穿过森林与河流成为不可能，所以对独立王国内地进行的考察恐怕要再等几个月，没准要等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可以慢慢地从寒热中恢复，力争恢复体力，再次拿起网球拍，去游泳、玩桥牌或下象棋，以此来打发博马的长夜。与此同时，还可以继续那烦人的领事工作，记录进进出出的船舶，记录从安特卫普来的商船上卸下的货物：长枪、弹药、皮鞭、葡萄酒、圣像和运往欧洲的货物——成堆的橡胶、象牙和兽皮。这就是交换，在他年轻的想象中，这交换可以把刚果人从食人的习惯中、从控制奴隶买卖的桑给巴尔人的阿拉伯商人手中拯救出来，为他们打开文明的大门。
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开始了同安特莱姆新朋友的交往，这些人都是厄尔斯特省人，跟他一样信奉新教，并不是统一派。相反，他们希望保持古老爱尔兰的特点，反对把国家英国化；主张传统的歌谣与习俗回归爱尔兰的古老源流，反对在爱尔兰为英国军队征兵；梦想脱离英帝国，建立独立的爱尔兰；避免现代工业化的破坏，在乡村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就这样，罗杰便加入了鼓励学习爱尔兰语言文化的盖尔同盟。这个同盟的座右铭是“新芬”（意为“我们自己”）。该同盟于1893年在都柏林创立时，主席道格拉斯·海德在演说中向听众回忆说，迄今为止，“只出版了六部盖尔语书籍”。罗杰认识的是海德的继任约恩·麦克尼尔，并与他交上了朋友。此人在大学里教授爱尔兰古代史和中古史。从此，罗杰开始参加读书、朗诵、校际比赛等活动，去听演说，一起行军，还参加了新芬发起的为民族英雄立碑活动。他还为盖尔同盟的出版物撰写关于保卫爱尔兰文化的政治文章，用的笔名是“可怜的小老太婆”，这是他经常哼唱的爱尔兰古老歌谣里的词汇。与此同时，他还同一些太太非常接近，其中就有加尔戈姆的西班牙人罗莎·莫德·扬、艾达·麦克尼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斯。这些太太走遍了安特莱姆的各个村庄，去搜集爱尔兰民间的古老传说。罗杰在她们的指引下，在一个民间集市上听了游走说书人讲故事，尽管并没听懂几个字。
“在您这种情况下，去考察无疑是去自杀。您的身体垮了，经不住穿越克里斯塔尔群山的劳累，更不用说在野外露营几个星期了。您根本到不了姆班扎-恩贡扎。快速自杀的方法有好几种：朝嘴里开一枪或打一针士的宁。您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曾帮助过好几个人这样去旅行。”
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宅里，罗杰跟叔叔争论起来。一天晚上，他激动万分地说：“我是爱尔兰人。我恨英帝国。”
结果他被忽冷忽热打倒了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瘦了八公斤。他能够站起来的第一天就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记忆中从没有过这种虚弱感。萨拉贝特医生盯着他的眼睛，瓮声瓮气、调侃地提醒他道：
第二天，他收到阿尔吉尔公爵的一封信，通知他说英国政府为表彰他在刚果的出色工作，特授予他圣米歇尔及圣乔治双重勋章。罗杰没去参加授勋仪式，借口膝盖发炎，不能向国王下跪。
“对，我的朋友，没说的，确实是疟疾。你烧得很厉害。办法嘛，你也知道：吃奎宁，大量喝水，少吃肉汤、饼干。要盖得暖些，把毒排出去。两个星期内，您别想起床，更别想外出旅行，连街角您都不能去。间日虐会伤害机体，这您是知道的。”
7
仆人中，查利是第一个回来的，浑身滴着雨水。“快去把萨拉贝特医生请来。”罗杰没用法语而是用林加拉语命令道。博马只有两位医生，萨拉贝特是其中之一。博马以前是贩卖黑奴的港口，当时称作姆博马。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人口贩子从圣托梅岛来到此地，向部落头人购买奴隶。这些部落当时属于刚果王国，现在这个王国消失了，因为被比利时搞成了刚果独立王国的首都。与马塔迪不同，博马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由两位弗兰德修女管理的诊疗所。半小时后，医生拄着拐杖、拖着脚步到来了。医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老，但是残酷的气候，尤其是酗酒的习惯，使得他衰老了，看上去像老人。他的穿着像流浪汉，靴子上没系鞋带，西装背心也没扣好。尽管已经天亮，他的双眼仍是红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