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刚果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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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狱长出去了，房门又关了起来。
罗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尽管没有踏上非洲的港口，但谈起贸易活动、各种手续以及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仿佛在港口的各个办公室里度过了一辈子。
“关于爱尔兰，还有什么消息吗？”罗杰突然问道，仿佛想立即改变话题。
在利物浦工作的这四年里，罗杰一直住在姨父母爱德华和格雷斯的家中，把一部分工资交给他们，而姨父母对他也像对亲生孩子一样。他同几个姨表兄妹相处甚笃，跟格特鲁德最为要好，二人逢周日和假期，如果天气好，就一同去划船、钓鱼；如下雨，二人就在壁炉前高声朗读些什么。这种关系完全是兄妹之情，没有一点儿歪心思，也没有一点儿调情的意思。第一个读他偷偷写的诗的人，就是格特鲁德。
“看样子，枪决已经停了下来。舆论界，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这儿，在英国，对立即处决都持批评态度。现在，政府宣布，所有因圣周起义而被捕的人都要经过法庭审判。”
罗杰是个严肃、有毅力、寡言少语的孩子，学历不高，但很努力，在公司里工作认真，善于学习，所以被安排在管理层的会计部工作。一开始，他的任务是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送文件，也到港口去办理诸如船只、海关、货仓方面的手续，几位上司都很看重他。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工作的这四年间，由于他不善交际，生活俭朴，不喜纵欢作乐，几乎从不喝酒，到了港口也从不进酒吧和妓院，因而一个劲儿地吸烟。他对非洲有着强烈的感情，而且极力想在公司立功受奖，所以读起书来极为认真。他在办公室里传阅的有关英帝国和西非之间海上贸易的小册子和出版物上写满了批注，然后很有信心地说出从这些文章中汲取到的想法：向非洲出售欧洲产品，然后进口非洲大陆出产的原料，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为停留在史前阶段、仍处在食人状态下买卖奴隶的各民族带去进步的事业；贸易可以带去宗教、伦理、法律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现代的欧洲价值观，这种进步最终可以把那些部落中的不幸者变为我们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在这一事业中，英帝国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作为这个帝国的一分子，应该为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所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等等。办公室里的人交换着嘲讽的目光，仿佛在打听这个年轻的罗杰是不是傻瓜、是不是滑头、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些蠢话，要么就是说出来想在上司面前邀功。
罗杰走了神，他一面透过墙上装有铁栏杆的小窗子看着那一小块灰色的天空，一面想着那件怪事：他因运送武器、使用暴力把爱尔兰分裂出去而被审判，但实际上，他从德国到特拉利海湾的那次危险而荒唐的航行是为了试图阻止那次起义，因为自从得知他们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他就肯定，起义必然失败。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历史吗？这就是学校里学的历史、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吗？以田园诗般的笔调理性而清晰地创作出来的残忍而严酷的现实，实际上是计谋、机遇、阴谋、偶发事件、巧合和多种利益的紊乱而随意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引发了变革、混乱、前进与后退，而且常常惊人地偏离主人公的预想和体验。
罗杰十五岁那年，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劝他放弃学业去找工作，因为叔祖父和他的几个兄弟的收入都不够维持生活。罗杰很乐意地接受了劝告。大家同意并决定让罗杰去利物浦，那里的各种机会要比北爱尔兰多。果然，到了利物浦的巴尼斯特家不久，爱德华姨夫就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给他争取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刚满十五岁不久，罗杰就在船上当了一名学徒，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个子高高的，灰色眼睛深深的，人很瘦，生着一头拳曲的黑发，皮肤白皙，牙齿整齐；他话语不多，为人谨慎，穿戴整洁；待人和气，助人为乐，一口英语带有爱尔兰口音——姨表兄妹常拿这口音开玩笑。
“也许我会作为那次圣周起义的负责人而被载入史册。”罗杰自讽道，“可您和我都知道，我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完全是为了阻止那次暴动。”
在利物浦的姨妈家，他有时战胜了羞怯感，向姨夫问起关于非洲的问题。仅仅是提起这个大陆，他的脑海里就充满了森林、野兽、冒险和无畏的人。在爱德华姨夫的讲述中，他第一次听到了大卫·利文斯顿的名字，那是苏格兰的一位医生兼基督教传道士。几年来，这位医生一直在非洲大陆探险，跑遍了像赞比西和希雷这样的河流，为山脉和不为人知的地方命名，给野蛮人部落送去基督教。他是第一个横穿非洲大陆的欧洲人、第一个走遍卡拉哈里沙漠的欧洲人，成为大不列颠帝国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罗杰做梦都想着他。他阅读着描写其英雄业绩的小册子，渴望加入他的探险队，与他一起对付各种危险，帮助他把基督教带给那些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异教徒。利文斯顿医生为了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而葬身于非洲林莽中的那一年，罗杰才两岁。1872年，另外一位传奇式冒险家、征服者，曾在纽约一家报社供职的威尔士籍报人亨利·莫顿·斯坦利从林莽里出来，向世界宣布他发现利文斯顿医生还活着时，罗杰还不满十八岁。就这样，这个孩子惊诧地、不无羡慕地生活在小说般的故事中。一年之后，他得知那位从不愿离开非洲大地回到英国的利文斯顿医生去世了，仿佛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家人。长大后，他愿意成为一个像利文斯顿和斯坦利那样的探险家，为西方推进边界线，那才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
“对，您和我，还有别人。”卡雷神父用手指朝上指了指，笑道。
不过，比起野外散步，罗杰更喜欢的是暑期可以到利物浦格雷斯姨妈家去度假。在姨妈家，他感受到了被喜爱和欢迎，当然，是受到姨妈的喜爱和欢迎，不过她的丈夫爱德华·巴尼斯特姨父也很喜欢和欢迎他。姨夫曾到过许多地方，也去过非洲做生意。他在往来于大不列颠和西非之间搞货运和客运的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的商船上工作。格雷斯姨妈和爱德华姨夫生的几个孩子，也就是罗杰的姨表兄弟姐妹，成了罗杰最要好的玩伴，比他自己的兄姐还要好，尤其是姨妹格特鲁德·巴尼斯特。罗杰从小就跟格亲，任何不快都未能妨碍这种亲近。二人如此要好，有一次，妮娜跟他俩开玩笑地说：“你俩早晚要结婚的。”格笑了起来，罗杰却羞得满面通红，低着头，嘟囔着说道：“不，不，你怎么净说傻话？”
“我现在好过了些，”罗杰也笑了，“那阵恐惧过去了。在非洲，许多次我都看到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在绝望发作时死去。在迷途中的草丛里，在深入到被非洲装卸工视为敌人的地方，在独木舟翻船的时候，在村落里，有时甚至是在巫师领着大家又唱又跳的仪式上，我都看到过。我现在才知道恐惧引发的幻觉是怎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的恍惚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知所措，与上帝相见时所产生的肉体反应，其状态是不是就是这样？”
许多年后，罗杰才学会适应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的生活。那是凯斯门特家族的祖居，以前称丘吉菲尔德，也曾作为卡尔费赫特林地方上圣公会教区神父的住宅。虽说在九岁到十五岁这六年间，他跟叔祖父约翰和叔祖母夏洛特及其他父系亲戚住在一起，但在这个大宅院中，他总感到自己有点儿像外国人。大宅院是用灰色石块建成的，三层楼，天花板很高。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屋顶是哥特式的，窗帘后面好像总躲藏着一些幽灵。每个房间都很大，走廊长长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有些磨损，梯阶咯吱作响，更增加了孤独感。相反，在室外，在抵御着疑似飓风的那些粗壮的榆树、无花果树和桃树之间，伫立在放牧着牛羊的平滑山坡上，他却感到愉快。站在这些山坡上，可以瞭望到巴利堡小镇、大海和拍击着拉斯林岛礁的海浪。在晴朗的天气，还可以模糊地看到苏格兰岛的影子。他常常去邻近的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这两个村落仿佛是上演爱尔兰古老神话的舞台。他也去北爱尔兰那九个峡谷，那些狭窄的谷坡周围都是些顶上盘旋着老鹰的丘陵和小山坡。这一切景象使他感到兴奋、有力。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到那些居住着同当地景色一样古老的农夫的崎岖地带去旅行，这些年迈的农夫讲着古老的爱尔兰语，他的叔祖父约翰和朋友们有时拿这种语言开些残酷的玩笑。查尔斯和汤姆不愿与他共享户外生活的热情，对穿越荒野的旅行和去安特莱姆爬山越岭不觉得快乐。妮娜却对此大感兴趣，所以，尽管她比罗杰大八岁，却受到罗杰的喜爱。二人相处甚笃。罗杰和她一起到莫罗湾去游了几次泳，海湾布满了黑色的岩石。格兰塞斯山脚下的小海湾也砾砾不平。对这小海湾的回忆伴随了他的一生，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总是提到这个小海湾，说它是“天堂的一个角落”。
“不无这种可能，”卡雷神父说道，“神秘主义者与处在恍惚状态中的人，如诗人、音乐家、巫师等，所走的是同一条路。”
从此，罗杰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也再听不到他讲那些关于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了。罗杰·凯斯门特上尉于1876年，即妻子去世三年之后，死于结核病。那时小罗杰刚满十二岁，在贝利梅纳主教管区的学校里学了三年，是个心不在焉的学生，成绩一般，拉丁文、法文和古代史的成绩倒是很突出。他也写些诗歌，好像一直在沉思。他大量阅读关于非洲和远东的游记，也参加体育活动，特别喜欢游泳。周末，他也应同学的邀请去扬家的加尔戈姆城堡游泳，但是罗杰跟罗莎·莫德·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那位同学多。罗莎既美丽，又有教养，也写作。她走遍了安特莱姆的渔村、农舍，搜集盖尔语诗歌、神话和歌曲。从她的嘴里，他第一次听到了爱尔兰神话史诗般的战斗故事。用黑色石块砌成，由塔楼、纹章、烟囱和大教堂正门组成的城堡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科尔维尔的神学家于十二世纪建筑的。走廊中，此人的画像面目已经看不清。据贝利梅纳人讲，此人曾跟魔鬼签过约，其幽灵一直在当地游荡。在有月光的夜晚，罗杰壮着胆子，颤抖着在走廊和空房间里寻找那幽灵，但一无所获。
二人沉默了很长一会儿。罗杰有时偷偷地看神父一眼，只见他一动不动，双眼紧闭。“他是在为我祈祷，”罗杰想道，“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对他来说，一生都在帮助即将死在绞刑架下的人，多么可怕啊。”卡雷神父从未到过刚果，也从未到过亚马孙地区，但他跟罗杰一样了解人类对那种极端残酷的现实所感到的绝望。
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回归正常生活的人，是罗杰·凯斯门特上尉。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罗杰和兄姐从来没看到过他向母亲表示充分的关怀。在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灾难面前，四个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一向讲究穿戴的父亲此时对此却很随意，胡须也不刮，总是皱着眉头，眼光中总是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仿佛他的丧偶都要怪自己的儿女。安妮去世不久，他决定离开都柏林，便把四个子女送到厄尔斯特的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从此，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和他的妻子夏洛特负起教育这四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的父亲不愿再管他们了，去离此四十公里的贝利梅纳的阿代·阿尔姆斯旅馆住了下来。据有人无意间对叔祖父约翰说，凯斯门特上尉在那里痛苦孤独得快要疯了，整天整夜地搞些唯灵论的玩意，企图通过灵媒、纸牌和玻璃球与死者沟通。
“多年前，我曾经对宗教抱无所谓的态度，”罗杰缓慢地说道，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从未放弃过对上帝的信仰，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卡雷神父，我的确许多次都心有余悸地问自己：‘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容忍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对待，这是什么样的上帝？’这问题真的很难搞懂吗？您在监狱里见过这么多的事，没对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吗？”
兄姐很快从悲伤中平静了下来。罗杰也平静了下来，但只是在表面上，虽然开始说话，但他从来不触及这个话题。某个家人向他提起母亲，他就一言不发，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那人换了话题。在不眠之夜，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安妮·杰弗逊那不幸的面庞凄苦地望着他。
卡雷神父睁开眼睛，以惯常的客气态度听着罗杰的话，不表示同意，也不加以否认。
1873年，罗杰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他早就学会了游泳，跟同龄人或比他大的人比赛时总能赢过他们。妮娜、查尔斯和汤姆为母亲守灵、出殡时哭得如泪人，而罗杰不一样，一声未哭。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罗杰家变成了殡仪馆、教堂，挤满了穿着丧服的人。他们拥抱凯斯门特上尉和四个愁眉苦脸的小孩，压低声音向他们致哀。小罗杰好几天都仿佛哑了，说不出话来，只用点头、摇头或手势回答人们的问题。他变得严肃起来，低着头，神色迷茫，晚上甚至在黑暗的房间里难以入眠。从此，在他的余生，安妮·杰弗逊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微笑着，张开双臂，仿佛在召唤他；他也立刻投入了她的怀抱，那尖尖的手指抚摸他的头、背和双颊，使他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感，仿佛可以抵御世上的一切邪恶。
“那些遭受鞭打、肢解的可怜的人啊，那些被割掉手脚、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的儿童啊，那些被压榨得干干净净、最后被杀掉的人啊，几百、几千、成千上万、十万、百万啊！而干这种坏事的人正是那些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人，我曾见这些人犯下这些罪行前后去做弥撒、去祈祷、去领圣餐。好几天，我都快发疯了，卡雷神父。在非洲，在普图马约河，我丧失了理智。我所经历的事，到后来，不知不觉地都成了一个发了疯的人所干的事。”
尽管罗杰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母亲。那是一个苗条的女人，走路轻如飘云，眼睛明亮，秀发光滑，手如柔荑。每当这双手插进他的卷发或为他洗澡、抚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幸福感。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不在跟前的情况下跑着投进母亲的怀里。父亲忠于家族清教徒式的传统，不赞成孩子们在宠爱中成长，因为这样会在为生活而斗争时变得软弱无能。在父亲面前，罗杰总是离苍白柔弱的安妮·杰弗逊远远的；但是父亲去俱乐部跟朋友聚会或散步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向母亲，母亲抱着他又是亲又是摸。有时连查尔斯、妮娜和汤姆都抗议：“你爱罗杰胜过爱我们。”母亲保证说，不会的，她同样疼爱大家，只是罗杰最小，比兄姐更需要照顾和亲热。
这一回，神父仍然一句话也没说，以同样和蔼的态度，以罗杰很感激的耐心听着。
学会阅读以后，他喜欢沉浸在那些在海洋中乘风破浪的伟大航海家、海盗、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真实故事中。在这些故事面前，那些讲述海水在一定时间里会沸腾起来、分开两半、形成深渊、在深渊里出现各种怪物张开血盆大口、足以吞掉整艘船舶的神话故事瞬间失去了魅力。尽管如此，在所有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中，罗杰最喜欢听的还是父亲亲口讲述的冒险故事。罗杰上尉的声音令人感到亲切，他以丰富的词汇、生动的语调描述着印度的原始森林和阿富汗布满岩石的开伯尔山口。就在那里，他的龙骑兵队有一次中了一群缠着头巾的狂热分子的埋伏。勇敢的英国士兵开枪与之对抗，接着拿起刺刀，最后用匕首，甚至赤手空拳地打败他们，逼退他们。然而让小罗杰着迷并激发其想象力的并不是那些战斗故事，而是那些旅行：开辟从无白人涉足的地方，以坚忍不拔战胜大自然障碍的英勇事迹，等等。父亲是个很风趣的人，但也很严肃。孩子们，包括妮娜在内的女孩，如果表现不好，他毫不手软，鞭打他们。他在军队里就是这样惩处士兵的。
“很奇怪，我觉得我正是在刚果情绪低落的时期，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帝怎么能允许这样的罪行发生？于是我对宗教重新有了兴趣。”他继续说道，“看样子，唯一保持圣洁的是那几位浸礼会牧师和那几位天主教传教士。当然，也不全是这样，许多人只愿意看见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只有那么几个人在尽力阻止非正义的暴行。说真的，他们的确是英雄。”
在都柏林的那几年也好，在伦敦的泽西岛度过的那段时间也好，虽然罗杰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也在周日的宗教仪式上做祈祷、唱圣诗，恭恭敬敬地参加宗教仪式，但实际上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母亲给他上钢琴课，因他有一副明亮的嗓子，音色极好。常常在家庭聚会中唱几支爱尔兰小调，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那段时间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听故事。父亲情绪好的时候，就为他和兄姐讲述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尤其是与阿富汗和锡克人打仗的故事。那些异国情调的人名和风景，那些在富有宝藏的林莽和山野中的行军，那些猛兽、害虫、古老的民族、奇异的风俗、野蛮人信奉的神祇，都冲击着他的想象力。有时他的兄姐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小罗杰却能几小时、几天地倾听父亲在英帝国边界外遥远的地方所见、所闻的冒险故事。
他停了下来，回忆起刚果和普图马约河给他造成的伤痛，使他再次陷入精神的泥潭，让他再次看见使他痛心的种种形象。
罗杰同姐姐艾格尼丝（即妮娜）和两个哥哥——查尔斯和汤姆一样，是作为爱尔兰圣公会教徒而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但是，他自从懂事以来就直觉，在宗教方面，全家人并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和谐。作为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他不难看出母亲同居住在苏格兰的姐妹及表兄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行为仿佛在隐瞒着什么。进入少年时期，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安妮·杰弗逊为了跟罗杰的父亲结婚，表面上皈依了新教，但是背着丈夫，她仍然是天主教徒（凯斯门特上尉或许会说她是一个追随教皇、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她去忏悔，做弥撒，领圣餐。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小罗杰满四岁的时候也受洗做了天主教徒，那是他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去位于威尔士北方的里尔他们的姨妈和舅舅家度假途中发生的事。
“非正义，酷刑，受罪，”卡雷神父轻声说道，“基督不也亲身经历过吗？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自己的处境，罗杰。有时我经历过您经历过的事，我敢说，每个信徒都是如此。当然，有些事很难理解，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并非完人，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事我可以对您说：很多次，跟所有的人一样，您错了；不过，在刚果问题上，在普图马约河问题上，您不能责备自己。您的工作是忘我的、勇敢的。您让许多人睁开了眼睛，有助于纠正非正义现象。”
罗杰，1864年12月1日生于都柏林郊外沙湾区劳孙台地的杜瓦莱村。当然，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虽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在爱尔兰首都出生的，但他也一直认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对他的教导：他真正的摇篮是位于厄尔斯特中心的安特莱姆郡，而厄尔斯特附属亲英并信奉新教的爱尔兰。父亲曾在龙骑兵第三团驻印度期间出色地服役八年之久，凯斯门特家族从十八世纪就在厄尔斯特定居下来。
“我干的一切好事都被那毁坏我名声的活动抵消掉了。”罗杰想道。他不愿触及这个话题，但总是挥之不去。卡雷神父来探视他的好处是，神父只谈他愿意谈的话题。神父很谨慎，好像猜出了罗杰的不快，便回避了那件事。有时，二人相对无言地沉默很久。尽管如此，神父的来临也使他平静了不少。神父走后，他还能镇静数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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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被拒绝，您会陪我到最后吗？”
一听到牢房门关上，他就立即仰面躺在窄小的床上，闭上眼睛。他真想感受一下水管中的冷水，哪怕冷得皮肤发青，起鸡皮疙瘩。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除了死刑犯，犯人每个星期都能用肥皂洗一次冷水澡。这里的条件还是过得去的。相反，他一想起布里克斯顿牢房的那股脏劲，就不寒而栗：到处都是虱子，床垫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背上、腿上和双臂布满了抓痕。他试图回想这些，但那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般的金发见习生那厌憎的神情和可恶的声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上脑海。加万·达夫律师不亲自来告诉他坏消息，却派了这么个打扮得好像花花公子的东西来。
“当然，”卡雷神父说道，“现在不该想这种事，什么都还没决定。”
“行刑的当天才能洗澡，”典狱长像是品尝着每一个字般地说道，“到了那一天，那也是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别人不一样，都不想洗澡，都想吃一顿好饭。对埃利斯先生来说，吃饭不是件好事，因为当犯人感觉到绞索的时候，就拉出屎来，把刑场弄得脏兮兮的。告诉你吧，埃利斯先生是刽子手。”
“我知道，卡雷神父，我没有失去希望。但是，知道您一直陪伴着我，我心里就好受些。您同我在一起，会赋予我勇气。我答应您，我不会搞出令人遗憾的事。”
胖墩墩的典狱长摇摇头，以厌憎的眼光看着他，拒绝了。这种厌憎的眼光，罗杰在那见习生的目光中已看到过。
“我们一起来祈祷吧，好吗？”
“我今天能洗个澡吗？”走进牢房前，他问道。
“您要是不在意，我们还是多谈一会儿吧。在这件事上，我要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被处死，我的尸体能不能运回爱尔兰并埋葬在爱尔兰？”
囚犯微微摇摇头，几乎看不出，拒绝了。他立即转过身，面对探视室的门。典狱长用胖乎乎的脸向看守作了指示，看守打开沉重的门锁，门开了。罗杰回牢房的路显得特别长，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红砖砌成的发黑的厚墙，他走在其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随时随地可能跌倒在那潮湿的石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走到牢房铁门前的时候，他想起来：被押到本顿维尔监狱的当天，典狱长就对他说，凡是关在这间牢房里的囚犯最终都会被送上绞刑架，无一例外。
他发觉神父在犹疑，便看了他一眼。卡雷神父的脸色有些发白，很不自在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我懂，您的私生活不关我的事，也不关加万·达夫先生的事，更与别人无关，”年轻的见习生极力压低恼怒的声调，“严格说来，我们只管自己专业内的事。加万·达夫先生想让您知晓现下的状况，好有个准备。关于从宽发落的请求，可能受此事连累而遇到困难。今天早晨，有些报纸已经登出了抗议，说您不诚实；还有关于您的日记内容的一些负面言论，支持从宽发落请求的舆论很可能受到影响。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揣测，加万·达夫先生会关注的。您有什么口信要我传达吗？”
“不可能，罗杰，如果您真的被处死，只会被埋在监狱的墓地。”
罗杰一动未动，也没有说什么。自从1916年那个冻得令人发僵、阴雨灰暗的四月的早晨，他在爱尔兰南部麦肯纳要塞废墟中被捕以来多次感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一次攫住了他：人们议论的不是他，干那种事的是别人。
“埋在敌人的土地上，”凯斯门特低声道，想开个玩笑，但开不出来，“埋在我年轻时热爱过、敬仰过而现在恨之入骨的国家。”
“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日记的片段，”见习生虽然一直保持厌恶的神情，此时却也镇静了下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说道，“在海军司令部，部长的发言人，海军上尉雷金纳德·霍尔，亲自把日记的复制件发给了几十位记者，全伦敦都知道了。在议会，在上议院，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俱乐部，在报社的编辑部，在教堂……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仇恨起不了什么作用，”神父叹了一口气，“英国的政策可能很糟糕，但不乏正派的、令人尊敬的英国人。”
“这么个白痴竟称我是信上帝的人，这对我真是一种侮辱。”罗杰想，真没教养，我起码比这个矫揉造作的小伙子年长一倍吧？
“这我很清楚，神父。只是当我心中充满对这个国家的仇恨时，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这仇恨太强烈了，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时太盲目地相信英帝国，相信它在全世界传播文明。您那时如果认得我，肯定会笑话我。”
“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这么荒唐？”话说得很慢，以便清楚地表明恼怒，“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能把这种事写下来？既然写了，为什么不在图谋反对大不列颠帝国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记毁掉？”
神父点了点头，罗杰突然小声笑了起来。
年轻人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罗杰说些什么。但罗杰一言未发。于是，他发泄出自己的愤懑，嘴都气歪了：
“有人说我们这些皈依者都是坏人，”他接下去说道，“我的朋友也总是责备我，说我太入迷了。”
“您的那些日记，”年轻人带着憎恶的神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声音压得极低，罗杰听起来很吃力，“是伦敦警察局在埃伯利街您的家中发现的。”
“这就是寓言里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卡雷神父微笑道，“我小时候一淘气，母亲就这样说我：‘你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
“您在说什么呀？加万·达夫律师对从宽发落的请求是持乐观态度的，难道出了什么事让他改变了看法？”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祈祷了，神父。”
“现在事情难办了，也许根本不可能办成了。”见习生又说了一遍。此人面色苍白，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慨。罗杰从他那苍白的面色看得出他是个傻瓜，也感到背后的典狱长正在微笑。
卡雷神父同意，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以极低的声音念起了《天主经》，接着又念了万福马利亚的祷词。罗杰也闭上了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跟着祈祷。但很长一会儿，他的精神都集中不起来，只是机械地念祷词，满脑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形象在翻涌，最后才慢慢地进入了祷告。典狱长敲门进来说只有五分钟了，这时罗杰的精神已经完全集中在祷词之中。
是不是德国海军司令部终于决定从爱尔兰海岸进攻大不列颠了？德国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时此刻，德国皇帝是不是用大炮为圣周起义中被英国人枪杀的爱尔兰人报仇来了？如果战争已经转向，那么他们的各种计划不管怎么样都能实现了。
每次祈祷的时候，罗杰都想起自己的母亲，她那身穿白衣、头戴宽边草帽的苗条身影以及在田野、树下走动时那随风飘荡的蓝色腰带。那时大家是在威尔士、爱尔兰、安特莱姆还是泽西岛？不知道，但那景色美得就像安妮·杰弗逊那灿烂的笑容。手里握着那让他感到安全和愉悦、柔软温润的手，小罗杰是多么自豪啊！这样做祈祷真是一份妙不可言的安慰剂，仿佛把童年又还给了他。有母亲在，生活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
“在本顿维尔监狱，什么消息都进不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
卡雷神父问他要不要带个口信给别人，以及在两天后的下次探视时要不要给他带来些什么。
“不过，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金发年轻人眨了眨眼，夸张地张合着嘴说道，“现在这事儿更加难办了。”
“我要的是再次见到您。神父，您不知道，跟您谈话、听您讲话，对我是多么有教益啊。”
在狭小的探视室里，典狱长和另一个看守的在场并未使罗杰感到不快。那两个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他知道他们正一字不漏、专注地听他们的谈话。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二人握了握手，分开了。在那长长的潮湿走廊里，罗杰·凯斯门特想也没想，就贸然对典狱长说道：“我很遗憾您死了儿子。虽然我没有子女，但可以想象，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还是关于请求赦免的事，”年轻人做了个怪相，脸色更加难看了，干巴巴地低声说道，“还是得等到部长会议召开。”
典狱长小声咳了一下，但没理他。回到牢房，罗杰躺在他的破床上，顺手拿起了《仿效耶稣基督》，但是读不进去。字母在眼前跳来跳去，各种形象嘶嘶作响地疯狂转圈，安妮·杰弗逊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年轻人摇摇头，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如果母亲没有早逝，而是在他长大成人时还活着，那他的生活会是怎样呢？他大概不会去非洲冒险，而是留在爱尔兰或利物浦，学到一门做官的学问，娶妻生子，过一种无声无息却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他笑了笑：不，那种生活不适合他。他现在的生活尽管险象丛生，却是心之所好。这样他才能见多识广，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人类的现实、殖民主义的核心意图以及这种畸变失常给许多民族造成的悲剧。
“有什么消息吗？”
即使那位虚幻的安妮·杰弗逊还活着，她也发现不了爱尔兰那可悲但美丽的历史。贝利梅纳的高等学府从未教过她至今仍向北安特莱姆的儿童和少年隐瞒的历史，仍在向他们灌输爱尔兰是一片野蛮的土地，没有值得记忆的过去，只是因其有教养且现代化了的占领者，爱尔兰才走上了文明之路，尽管这个帝国剥夺了她的传统、语言和主权。这一切都是罗杰在非洲学到的。在非洲，他从来没过上青年时代及成年初期的好日子，也从来不曾为生于斯的祖国感到过骄傲。如果母亲还活着，他更不会因大不列颠给他造成的伤害而恼火。
年轻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厌恶。这个白痴怎么了？当我是害虫？罗杰想道。
二十年在非洲，七年在南美，一年多在亚马孙腹地的原始森林，一年半在德国的孤独、疾病和失望……为此作出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从来不在乎钱财，但是在外几乎工作了一生，到头来一贫如洗，这不是很荒唐吗？他的银行账户里只有十英镑。他从不懂得积蓄，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别人身上：他的三个兄姐、刚果改革协会那样的慈善机构、圣恩达学校和盖尔同盟那样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全部薪金捐给了这些人和团体。为了资助这些人和团体，他自己节衣缩食，寄宿在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他外事办的同僚们都这样暗示过）的廉价旅店里。现在他失败了，没有人会想起他的捐献和资助，只记得他最终的失败。
走进狭小的探视室后，他感到不安。在室内等着他的不是他的律师组组长乔治·加万·达夫，而是其助手，一个金发年轻人，脸色很不好，高颧骨，穿着打扮很时髦。他在审讯的那四个月里见过这个人，那时他正在为辩护律师们传递文件。为什么加万·达夫组长不亲自来而派一个见习生来？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真倒霉，那该死的说法又压了过来。腐化、堕落、恶习、人类的渣滓……这些都是英国政府乐意加诸在他头上的。并不是非洲那恶劣的气候加诸在他身上的病痛——黄疸、损坏机体的疟疾、关节炎、痔疮手术——而是直肠上的问题……让他受尽了罪。1893年，第一次要在肛门上开刀让他感到不好意思。“您早就应该来了，三四个月以前动手术还很简单，可现在就严重了。”“医生，我一直生活在非洲，在博马。我在那里的医生是酒鬼，经常出错、酒精中毒、手发颤。难道要让那位医术还不如巴刚果族巫师的萨拉贝特医生给我开刀吗？”他一生都为此忍受着痛苦。
罗杰站了起来，搓搓双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被告知时间。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和伦敦塔楼里还能听到半点和整点的钟声，而在这里，厚厚的石墙挡住了喀里多尼亚路上几座教堂的钟声，连艾斯林唐市场的嘈杂声都进不来。在门口站岗的看守也严格执行不准与他讲话的命令。典狱长给他戴上手铐，让他走在前面。律师会不会带来好消息？内阁开会了没有？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也许典狱长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情是因为他获减刑了？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走廊是红砖砌成的，但已脏得发黑。每间牢房都装着铁门。辨不清颜色的高墙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镶着装铁条的窗子，只从铁条缝隙中才能看到一小块灰色的天空。怎么这么冷啊？七月是最热的时候，怎么冷得起鸡皮疙瘩了？没道理。
几个月前，他在德国林堡的营地里痔疮出血，一位面目可憎、态度粗野的军医给他缝了几针。当他接受去亚马孙地区对橡胶商所犯罪行进行调查的任务时，已经是个病歪歪的人了。他知道那任务要费时数月，而且只能给他带来诸多麻烦，但还是接受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一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如果这回真的要对他执行死刑，那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也救不了他。
“有人探监。”典狱长盯着他，嘟嘟囔囔地说。
卡雷神父真的拒绝阅读报上登的关于他的丑事吗？神父是个好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他必须死去，有神父在身边，会使他保持尊严，直至最后一刻。
牢房的门打开的时候，一缕光线加上一阵风，也带进了被挡在石墙外的噪声。罗杰惊醒了，他眨眨眼，思绪茫然，极力镇静下来。他看到典狱长正站在门口。典狱长有一张皮肤松弛的脸庞，留着黄色的小胡子，一对小眼睛看上去总想中伤他人。他正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看着罗杰。假如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发落罗杰的请求，那么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人了。
他整个人都在失去勇气，变成了像遭到舌蝇攻击、患了睡眠症、瞪着双眼而手脚嘴都不能动的刚果人那样的残疾人。那样的刚果人是不是不能思想？可不幸的是，一阵阵的悲观情绪把他刺激得清醒了，把他的脑子变成了爆发火花的篝火。海军司令部的发言人交给报社、使得卡万·达夫律师那面色红润的助手大惊失色的几页日记，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他想，人性的中心是愚蠢。罗杰·凯斯门特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仔细是出了名的。作为外交官，采取行动时，哪怕迈出很小的一步，都要事先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却被自己在生活上设下的笨拙陷阱所困扰，把陷自己于不光彩境地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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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大吃一惊，他发觉自己在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