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爱尔兰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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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罗杰正在卡申登的志愿军集会上讲话，传来了在萨拉热窝的一名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暗杀了奥地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消息。当时谁也没当回事，但不到几个星期，成了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借口。罗杰在爱尔兰的最后一次演说是6月30日在卡恩角，嗓子都说哑了。
会谈中，最让罗杰感到恼火的是雷蒙德坚持说，如果与德国爆发了战争，爱尔兰人应该与英国共同作战，这既是原则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如此便可以赢得英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信任，爱尔兰未来的自治也从而有了保证。雷蒙德还要求，在志愿军执行委员会中，他的党派要占二十五名代表。为了维持团结，爱尔兰志愿军不得不表示同意。即便做了这样的让步，也没能改变雷蒙德对罗杰·凯斯门特的看法，不时地斥责罗杰是“激进的革命者”。尽管如此，在爱尔兰逗留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还是给雷蒙德写了两封信，客客气气地要求他舍弃偶尔的分歧，多做有利于爱尔兰人团结的事，并向他保证，如果爱尔兰自治成为事实，他将是第一个支持自治的人；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迫于厄尔斯特极端派的压力而未能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民族主义者就应该有另外一种战略选择。
七天后，罗杰乘卡珊德拉号——这个名字是将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的象征——秘密地从格拉斯哥港向蒙特利尔出发。他用假名乘二等舱，并改变了装束。一般说来他还是衣冠楚楚的，现在却很时髦。从面孔上看，他改变了发式，剃去了胡须。很长时间以来，这次航行算是让他过上了几天平静的日子。在行程中，他惊奇地发现，最近几个月动荡不安的日子使他的关节炎忽然不痛了，而且几乎没有再犯过；即使有时再犯，也不像前几年那样无法忍受。在从蒙特利尔开往纽约的火车上，他准备了给约翰·德沃伊及盖尔集团其他领导人的一份关于爱尔兰当前局势的报告，其中论述道，由于政局的发展，战争随时有可能发生，因此爱尔兰志愿军急需经济援助，以购买武器。当然，战争也很可能为爱尔兰独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是去美国之前，他还得陪约恩·麦克尼尔到伦敦去与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约翰·雷蒙德会谈。尽管历经挫折，约翰·雷蒙德仍然相信爱尔兰的自治法案最终会得以通过。他还在罗杰与麦克尼尔的面前为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善意进行辩解。那是一个粗壮、好动的人，讲起话来跟机关枪一样快，那种绝对自信的样子增加了罗杰·凯斯门特对他的反感。但他在爱尔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他那关于爱尔兰自治必须在英国的合作与支持下才能获得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拥护。不过，罗杰确信，群众对爱尔兰议会党领袖的这种信任将随着公众舆论日益看清爱尔兰自治不过是海市蜃楼——英国政府用来欺骗、分裂和离间爱尔兰人的手段——而渐渐消失。
到了纽约，他在中等档次的、爱尔兰人常去的贝尔蒙旅馆住下来。当天，在炎热夏日的纽约曼哈顿大街上散步时，他遇到了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爱德华·卡森的志愿军已经把二百一十六吨武器通过拉尔尼港秘密地运进了厄尔斯特，加上原有的，统一派的军事力量大大地超过了民族主义志愿军。这样一来，罗杰就得赶快到美国去。
那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吗？当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怀疑过那是英国间谍部门策划的、几个月来一直在跟踪他的行动。他确信自己秘密地从格拉斯哥出走时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足够安全的。他也没有怀疑过自己一生中遭遇的一连串灾难是那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造成的。那年轻人的外表根本不像是一个无依无靠、快要饿死的流浪汉，尽管穿得破破烂烂，罗杰却觉得他是自己一生中遇到的最漂亮、最具魅力的男子汉。他请客，看着那年轻人吃三明治、小口小口地喝饮料的样子，他感到茫然、羞愧、心跳加快、热血沸腾，是一段时间以来没有过的。他举止庄重，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但是那天下午和晚上，他差一点儿失态，经不住诱惑地去抚摸艾文德那长满金色汗毛的有力臂膀，抱起他的细腰。
1914年，德国记者奥斯卡·施威林想写一篇关于康内玛拉穷人的新闻报道而来到了爱尔兰。罗杰在斑疹伤寒流行时曾积极地帮助过当地居民，那位德国记者便找到了他。他们一起去了当地，走访了渔村和刚开始运转的学校和诊疗所。后来罗杰把施威林的文章翻译过来，刊登在《爱尔兰独立报》上。这位德国记者是赞成民族主义理论的，在与他的谈话中，罗杰坚定了去德国旅行时产生的想法：在德国与大不列颠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把爱尔兰的解放斗争同德国联系在一起，同这个强大的国家结盟，爱尔兰更有可能从英国手中获得以自身劣势——矮子与巨人对抗——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志愿军欣然接受了他的这个想法。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是新的，而是被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重新唤醒。
当他知道那年轻人无处睡觉，便把他请到了自己的旅馆里，在同一个楼层为他开了一个小房间。尽管旅途劳顿，他还是一夜没合眼。他想象着这位新朋友困得一动不动的健壮身体、乱蓬蓬的金发和生着一对明亮碧眼、线条柔和的面孔，想象着他张着嘴、露出整齐的皓齿偎依在自己臂弯中沉睡的样子，感到既是一种享受，又是一种折磨。
这一事件支持了罗杰的信念：爱尔兰自治永远无法实现，因为英国政府的保守党主政也好，自由党主政也好，不管做了多少承诺，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约翰·雷蒙德和相信自治的爱尔兰人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失望。对于爱尔兰，自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只有独立才能解决问题，而独立又不是能够轻易取得的，应该像皮尔斯和普伦凯特所说的那样，通过政治与军事行动，付出重大的牺牲与英雄主义的代价去夺取。全世界自由的人民都是这样争取到解放的。
认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对他产生强烈印象，以致第二天同约翰·德沃伊第一次见面讨论重要事项的时候，那人的面孔、身影仍不时地出现在罗杰的脑海里，使他不得不离开办公室一会——他们就是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顶着酷暑谈话的。
罗杰一面为去美国作准备，一面几乎总是同麦克尼尔与皮尔斯一起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有时同托马斯·麦克唐纳一起去。他去演说的地方有科克、戈尔韦、基尔肯尼等地。在圣帕特里西奥日那天，他还登上了利默里克的讲台，那是他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集会。局势日益严峻，武装到牙齿的厄尔斯特统一派肆无忌惮地举行游行示威，进行军事演习，以致英国政府不得不摆摆样子，向北爱尔兰派去更多的士兵。那时在卡勒发生了兵变，这一事件深深地影响了罗杰的政治思想。当英国政府充分动员英国士兵去制止厄尔斯特极端派可能发动的武装行动时，驻爱尔兰总司令亚瑟·佩吉特爵士告知英国政府，说驻卡勒的军队里为数众多的英国军官对他说，如果他下令攻打爱德华·卡森领导的厄尔斯特志愿军，他们就要求他辞职。英国政府在此讹诈面前做了让步，那些军官没有一位受到惩处。
约翰·德沃伊是经验丰富的革命老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冒险小说，如今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仍然精力充沛，表情、动作和说话的样子极富感染力。他一边倾听罗杰关于爱尔兰志愿军情况的报告，一边用铅笔在小本子上做笔记，还不时地舔着铅笔，不打断。罗杰讲完，他才开始没完没了地提问题，要求他再讲得精确些。令罗杰敬佩的是，他对发生在爱尔兰的事了如指掌，包括据说最为秘密的事。
他同意了去美国，但迟迟不肯出发。他希望能制订一个计划，在1914年4月23日庆祝克朗塔夫战役九百周年，在那场战役中，爱尔兰人在布莱恩·博鲁的指挥下打败了英国人。麦克尼尔和皮尔斯支持他，但其他领导人认为这个计划浪费时间，为什么要把精力浪费在考古上？目前最重要的是实际行动，没有时间分散精力。罗杰的计划没有实现。他还有一个倡议没有实现，即派一队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约翰·德沃伊并不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坐牢、地下工作和斗争岁月使他变得冷酷，但给人一种坦率、诚实、有着坚定信仰的感觉，是可以信任的人。在那次谈话以及在美国期间跟他的其他谈话中，罗杰注意到自己和德沃伊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约翰也认为，给予爱尔兰自治已经太迟了，爱尔兰爱国者目前唯一的目标是解放。一切谈判，必须以武装行动为后盾。只有当军事行动给英国政府造成的困难局面让它觉得只有让爱尔兰独立才是最小的损失时，英国才会同意进行谈判。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与德国联手是至关重要的：其后勤支援和政治支持能够提高独立派的效率。约翰·德沃伊向他透露，在美爱尔兰社团在这方面并不一致，约翰·雷蒙德的理论在这里还是有追随者的。不过，盖尔集团的领导层与德沃伊和凯斯门特的意见一致。
罗杰已经搬到都柏林北岸的马拉黑德镇去住了，由于政治性的来来往往，他很少在住所过夜。搬过去不久，志愿军就通知他，爱尔兰皇家警察局已经为他立案，并秘密跟踪他。此外还有一个理由让他到美国去：在美国总比留在爱尔兰等着坐牢对民族主义运动更有用吧？约翰·德沃伊已经通知说盖尔集团欢迎他的到来。大家都认为他去美国会加速资金的募集。
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德沃伊把他介绍给盖尔集团纽约组织的领导，约翰·奎因、威廉·博埃尔克·柯克兰等人以及两位帮助爱尔兰事业的、很有影响力的美国律师，这二人在美国政府和议会中都有关系。
他多次被派往伦敦，那里有由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主持的一个地下委员会，该委员会除了募集资金，还在英国和欧洲若干国家秘密购买步枪、手枪、手榴弹、机关枪和弹药并秘密运入爱尔兰。在伦敦同爱丽丝及其朋友们开会时，罗杰发觉，一场欧洲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是即将成为事实：所有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家中茶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德国已经下定决心，不要问战争是否会发生，只要问何时会发生。
在约翰·德沃伊的要求下，罗杰开始在群众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以募集基金。他注意到，这样做在各个爱尔兰社团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因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发动为当地土著人伸张正义的运动而闻名，他那充满理性与激情的演说打动了所有听众。在纽约、费城及东海岸其他城市，在他讲过话的群众大会之后，募捐得来的款项大增。盖尔集团的领导们跟他开玩笑地说，照此下去，他快变成资本家了。爱尔兰长老会也邀请他在群众大会上做主要演说，那是罗杰在美国参加的人数最多的群众大会。
在约翰·德沃伊研究那项建议的同时，罗杰继续推进爱尔兰志愿军武装化。他成了志愿军的总督察莫里斯·摩尔上校的好朋友，曾陪上校巡视全岛，检查训练成果、武器藏得是否安全。应摩尔上校的请求，他参加了志愿军参谋部的工作。
在费城，他认识了另外一位流亡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约翰·德沃伊在盖尔集团的亲密合作者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正当罗杰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传来了支援爱尔兰志愿军的一千五百支步枪和一万发弹药已经秘密地在豪斯成功登陆的消息，引起了爆炸式的欢乐，大家用白兰地庆贺起来。不久，罗杰得知，在那次登陆之后，在学士小道上，爱尔兰人和隶属王室的苏格兰边民团队的士兵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死十三人，伤四十多人。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于是就有了派罗杰·凯斯门特去美国的想法。美国的爱尔兰社团具有经济能力，可以通过公众舆论增加援助资金，还有谁能比这位世界闻名的爱尔兰人更能推动一场公众舆论运动呢？志愿军决定先把这一想法同盖尔集团在美国的领袖约翰·德沃伊商量一下。盖尔集团在北美团结了众多民族主义的爱尔兰人社团。德沃伊生于基尔代尔郡的基尔乡，年轻时就是地下工作积极分子，曾被指控为恐怖分子而被判十五年徒刑，不过只坐了五年的牢；到了阿尔及利亚又参加了外国军团；1903年在美国创办了报纸《美国的盖尔人》，与各种机构中的美国人建立了紧密联系，因此很有政治影响力。
在美国来来往往期间，在盖尔集团开会时，在公众集会上，罗杰总是把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带在身边，向人介绍说是他的助手、亲信。他为克里斯滕森买了一身穿得出去的衣服，还向他介绍了有关爱尔兰的问题。对此，那挪威青年表示一无所知。此人没什么文化，但并不傻，学得很快。罗杰与约翰·德沃伊及该组织的成员开会时，他表现得很谨慎，从不多嘴。约翰·德沃伊等人即使对挪威青年的在场心存疑虑，但都放在心里，不因这个陪同人向罗杰提出不适宜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志愿军战略计划的制订。他是领导人中最坚定地坚持独立运动要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他确信这样才能把争取主权的斗争从政治计划最终有效地转变为军事行动。武装起来需要钱，这就必须说服热爱自由的爱尔兰人慷慨地资助志愿军。
1914年，爆发了世界大战。8月4日，英国向德国宣战。就在这时，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约翰·基丁等代表的盖尔集团领导层决定让罗杰到德国去，让他代表独立派去建立战略同盟。同盟的一方，德国皇帝政府，将向爱尔兰志愿军提供政治和军事帮助，而爱尔兰志愿军将发动一次运动，反对把爱尔兰人拉进厄尔斯特统一派和约翰·雷蒙德的追随者所拥护的英国军队。这一计划曾与志愿军的少数领导如帕特里克·皮尔斯、约恩·麦克尼尔等人商量过，他们毫无保留地表示赞成。同盖尔集团保持联系的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也促成了此计划。德国武官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来到了纽约，与罗杰会谈了两次，对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表现出极大热情，他同柏林商量后，表示欢迎罗杰·凯斯门特到德国去。
罗杰全身心地投入志愿军的工作之中。就这样，他接触到了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并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很多是诗人和作家，如托马斯·麦克唐纳，既写剧本又在大学里任教；又如青年约瑟夫·普伦凯特，有肺病，有残疾，尽管有着身体上的缺陷，但精力过人，和皮尔斯一样是天主教徒、虔诚的读经师，也是大教堂剧院的创建者之一。罗杰为了志愿军而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都在诸如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科克、伦敦、德里、戈尔韦和利默里克等大城市或小镇、村庄的集会上讲话，听众有时几百人，有时几个人。他在演说中，一开始还很平静（如“我是来自厄尔斯特郡为捍卫爱尔兰主权、为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桎梏而奋斗的一名新教徒……”），但是后来越讲越激动，到最后竟如醉如痴地像英雄一般激烈起来，几乎总能赢得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罗杰和所有人一样，一直等待着战争爆发。战争威胁一旦变成现实，他就立即把全副精力投入到行动中去。他的这种倾向德意志帝国的立场包含着反英的毒招，使得盖尔集团的同伴大为震惊，尽管其中许多人也把赌注下在德国赢。他曾应邀去约翰·奎因的豪宅里住了几天，同他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肯定地说，这场战争是一个像英国这样衰落的国家面对一个工业和经济正蓬勃发展、人口激增、冲劲十足的强国，为挽救自身的衰败，出于嫉妒而制定的谋略。德国代表未来，因为它没有殖民前科。而英国代表着一个衰落的帝国，注定会被消灭。
罗杰·凯斯门特同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共同起草了志愿军成立宣言。1913年11月20日，在都柏林圆形大厅举行的该组织第一次公开集会上，罗杰在与会群众中激动得浑身发抖。一开始，根据麦克尼尔和罗杰的建议，志愿军是个军事活动组织，成员在爱尔兰全境以班、连、团组织武装行动。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局势，武装行动看起来已迫在眉睫。
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里，罗杰像在他最好的时期里那样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写文章、写信、参加座谈会、发表演说，固执而狂热地指控英国是导致欧洲灾难的罪魁祸首，劝说爱尔兰人不要听信约翰·雷蒙德意图把他们卷进灾难的花言巧语。英国自由党政府让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却限定等战争结束后才能生效。志愿军的分裂不可避免，组织扩大得非常快。雷蒙德和爱尔兰议会党长期处于多数派地位，拥有十五万追随者，而约恩·麦克尼尔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的拥护者仅有一万一千人。但这一情况丝毫没有降低罗杰·凯斯门特的亲德热情，他在美国的所有集会上继续把德国说成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西方文明的保卫者。“你这样说，不是出于对德国的热爱，而是出于对英国的憎恨。”争论时，约翰·奎因对他说。
几乎就在爱尔兰人民军成立的同时，出现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是在罗杰·凯斯门特所拥护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的倡议下成立的。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秘密状态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支持，这个兄弟会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由民族主义者中的传奇人物汤姆·克拉克以一家小小的烟草专卖店作为掩护而领导着。汤姆·克拉克曾被指控以爆破手段进行恐怖活动，在英国监狱里蹲了十五年，后来流亡到美国，从美国被盖尔集团（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美国分支）派到都柏林，运用其组织才能去建立地下工作网。他已径五十二岁，但身体健康，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严于律己，真正的身份也未被英国间谍发觉。尽管不太容易，但两个组织合作得还是很密切，许多拥护者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盖尔同盟的成员、在亚瑟·格里菲斯领导下走出了第一步的新芬党人、爱尔兰古老教团的成员及成千上万的独立派人士都参加了爱尔兰志愿军。
九月，罗杰·凯斯门特的小册子《爱尔兰、德国与海洋的自由：1914年战争可能的结果》于费城出版。小册子里收录了他赞同德国的散文和论文，后来改名为《针对欧洲的罪行》于柏林再版。
在1913年年底到191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爱尔兰政治局势的紧张程度与日俱增。厄尔斯特统一派与自治派同独立派的分裂日益加剧，简直到了即将爆发内战的程度。1913年年底，为了与爱德华·卡森成立的厄尔斯特志愿军对抗，爱尔兰人民军成立了，主要发起者是工会领导人、工人领袖詹姆斯·康诺利。那是一个军事组织，成立的公开动机是保卫工人不受老板和当局的侵犯。第一任司令杰克·怀特上尉成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之前，曾在英国陆军卓有成效地服役过。在成立仪式上宣读了罗杰加入该组织的声明。那几天，他政治上的朋友正好派他到伦敦去为民族主义运动募捐。
罗杰倾向德国的声明，给在美国工作的帝国外交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约翰·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来到纽约，与盖尔集团的三位领导人——约翰·德沃伊、约瑟夫·麦克加里蒂和约翰·基丁——及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私下会谈，在场的还有弗朗茨·冯·帕本上尉。据同伴们回忆，要求德国外交家向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提供五万支步枪及弹药的是罗杰。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从爱尔兰的不同港口把武器秘密运进去是可能的，这些武器能够阻止英军的行动，从而有助于反殖民主义的军事起义；德国海军还可以趁此机会进攻英国海岸的守军。为了加深爱尔兰公众舆论对德国的好感，德国政府应发表一项声明，保证在战胜后必定支持爱尔兰摆脱殖民桎梏的热望。此外，德国政府还应承诺给予爱尔兰被俘士兵以特殊待遇，把他们与英国战俘区分，让他们有机会参加一支纵队，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加入其中）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罗杰将负责组建那支纵队。
在罗杰的印象中，接下来的八个月里，他只是在跟讲台打交道，上上下下地发表演说，起初还照本宣科，后来只有简单的提纲就即兴发挥了。他走遍了爱尔兰的各个角落参加会议，与人会见，进行讨论，举行圆桌会议；有时是公开的，有时是秘密的。持续几小时地争论、说理、提建议、驳斥，为此还经常放弃吃饭和睡觉。他完全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有时热情高涨，有时却深深地感到心灰意冷。每到颓唐的时候，胯部和背部的疼痛就来打扰他。
冯·伯恩斯托尔夫伯爵体魄强健，戴着单目眼镜，浆得笔挺的胸衣上挂满勋章。他专注地听罗杰讲话，冯·帕本上尉做记录。大使当然需要与柏林方面商量一下，不过他可以预先说一句：这些建议是合理的。果然，不久，第二次会面时，大使告知，德国政府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代表凯斯门特就这件事在柏林举行会谈。大使还交给罗杰一封信，信中要求各机关为罗杰爵士前往德国期间提供一切便利。
他整个的演说论述的是：爱尔兰人不应在宗教和政治上（自治派的天主教徒与统一派的新教徒）分裂，号召一切爱尔兰人不分信仰、不分理想地团结起来。这次演说受到了极大欢迎。会后，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面拥抱他一面在他耳边低声道：“让我预言：你将来肯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罗杰立即开始作旅行准备。令德沃伊、麦克加里蒂和基丁感到惊奇的是，他说这次去德国要带上助手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正如计划的那样，出于安全考虑，他应在纽约先乘船去克里斯蒂安尼亚，那挪威青年在自己的国家里作为翻译对他会有所帮助；在柏林也是如此，因为艾文德也会德语。罗杰没有为助手要求额外补贴，盖尔集团给他的差旅费高达三千美元，足够两个人的开销。
八月底，他来到了童年与青年时期待过的厄尔斯特，意图把爱尔兰反对极端亲英派的新教徒聚集起来。爱德华·卡森及其追随者等极端亲英派在反对爱尔兰自治的同时，在当局的明显支持下，正在训练军事力量。在罗杰的帮助下组织起来、名为巴利马尼的委员会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召集了一次大会，有人记得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此外还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杰克·怀特上尉、亚历克斯·威尔逊及一名姓丁斯莫尔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生平第一次的政治性演说于1913年10月24日一个雨天的下午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对着五百名听众发表。当时他很紧张。前一天晚上，他把演说内容写下来，而且背了下来。登上讲台时，他感到已经无法回头了；从现在起，在已经踏上的征途上就不能后退了。他将把余生献给一个任务。鉴于当前的形势，这个任务也许与他在非洲和南美曾面临的任务同样危险。
他坚持要带上那名在各次会议上一直沉默不语的北欧青年去柏林这一点，使得他在纽约的朋友已经看出有点儿异样，不过他们什么都没说，未加评论地同意了。要是没有艾文德，罗杰不可能做那次旅行。跟他在一起，他感到有一种生命的青春、幻想的青春在涌动，还有——说出来让他脸红——爱情在涌动。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在以前偶然的街头艳遇中，那些人的名字（如果是真名而不是绰号的话）他几乎立刻忘掉了，要么只是以想象力、欲望和孤独制造的幻影留在日记中的纸页上。然而，和那“漂亮的北欧人”（他私下里就是这样叫他的）在一起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他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胜欢娱，是天长地久的感情，能使他摆脱因性倾向而注定的孤独感。这件事他没有对艾文德谈起，他并不是傻瓜。他多次对自己讲，挪威人跟他在一起，很可能，他甚至确信，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因为同罗杰在一起，每日有两餐、有衣穿、有床睡，不用露宿。艾文德自己也承认，很久没感到这么安全。但他与那青年日常交往时还是排除了一切戒心。该青年对罗杰既殷勤又亲切，仿佛天生就是来照料罗杰的，连穿的衣服都给他递过来。他举止稳重，办事稳妥，随叫随到，在私下里也总保持着距离，从不放肆地胡说八道。
政治引起了罗杰的矛盾感受，一方面使他的生活极度紧张，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爱尔兰的事业之中，但他感到恼火的是把时间浪费在无穷无尽的事前争论上，有时意见无法达成一致，行动无法协同。阴谋诡计、虚荣浮夸、鼠肚鸡肠与理想混在一起，而理想又同日常杂事混在一起。他曾经听说过，也阅读过，说政治有时能展现人类光明的一面，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慷慨豪爽；也会展现其阴暗的一面，如残忍、嫉妒、怨恨、专横。他见证了确实如此。他在政治上并没有野心，也不受权力的诱惑，也许正因为如此，作为反对在非洲和亚马孙地区对土著居民暴行的国际战士，他获得了极大的威望，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没有任何敌人。他是这样认为的，至少有些人对他是表示尊敬的。1913年秋，他初次登上了政治演说家的讲台。
他们买了从纽约到克里斯蒂安尼亚的奥斯卡二世号二等舱船票，出发日期是十月中旬。罗杰在各种文件上使用詹姆斯·兰迪的假名，剃了光头，把古铜色的脸用雪花膏涂白。轮船在公海被英国海军拦截下来，押到了赫布里底群岛的斯托诺韦港。在那里，英国人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于是两个人于1914年10月28日晚平安无恙地抵达了克里斯蒂安尼亚。罗杰从来没感到身体像现在这样好过。如果有人问他，他会回答说，他是个幸福的人，虽然有很多问题。
在那些日子里，他与两位爱尔兰人加深了友谊，那就是毕生致力于保护、研究和普及凯尔特人语言的约恩·麦克尼尔教授和帕特里克·皮尔斯。罗杰对皮尔斯这位捍卫盖尔语和爱尔兰独立的激进、不妥协的保卫者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皮尔斯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盖尔同盟，后来又致力于文学、报业和教育，还创办并领导了两所双语学校：圣恩达男子学校和圣伊塔女子学校。这两所学校都优先把盖尔语列入国语教学。他写诗，写剧本，也写文章和小册子，宣传自己的理论：如果不把凯尔特语恢复为国语，独立就没有用处，在文化上仍然是殖民地。在这方面，他是绝对偏执的。他在年轻时，甚至因威廉·巴特勒·叶芝用英文写作而称之为“叛徒”，当然后来又毫无保留地成为他的崇拜者。皮尔斯是个腼腆的单身汉，高大强壮，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眼睛有些小毛病，演说起来情绪激昂，很有魅力。在不涉及盖尔语和爱尔兰解放事业的时候，在知己朋友之间，帕特里克·皮尔斯是个充满幽默感、和蔼可亲的人，性格外向，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有时还假扮乞丐老太婆在都柏林市中心乞讨，要么打扮成泼辣的妓女，厚颜无耻地在小酒馆门前游逛——这都让朋友们大为吃惊。同时，他的生活像僧侣般俭朴，同母亲、兄弟们住在一起，烟酒不沾，也不谈情说爱。他最好的朋友是他的兄弟，圣恩达学校的老师、雕塑家威利。学校周围都是绿意葱葱的拉斯法恩汉小山丘。在入口的门楣上，皮尔斯刻上了据爱尔兰传说是传奇英雄库丘林的一句话：“只要我的业绩永垂不朽，何惧只活一日一夜？”据说英雄的生活很纯朴，像军人遵守纪律那样信仰着天主教，以致经常斋戒，身穿苦行者的粗布衣裳。当时处于奔波忙碌、激烈争论、对付阴谋诡计的政治生活中的罗杰曾多次对自己说，他对帕特里克·皮尔斯坚定不移地崇敬，是由于皮尔斯是他所认识的极少数几位未被政治夺去幽默感的政治家之一，是由于皮尔斯在日常行动中是无私的、原则性极强的，看重思想而鄙视权力。不过皮尔斯热衷于把爱尔兰的爱国者培育成原始殉道者的现代翻版，这使得罗杰很不安。“殉道者的血是基督教的种子。同样，爱国者的血也应该成为我们自由的种子。”皮尔斯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罗杰想，这是一句很美的话，但会不会包含着不祥的预兆？
尽管如此，在那几个小时、几分钟，他觉得鬼火——他自以为是幸福感——缠身的时候，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也开始了。他后来觉得，那样的失败使得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高尚的好事都被抵消了。在抵达挪威首都的当天，艾文德告诉他，自己被几个陌生人劫持到英国领事馆，在那里被审了几个小时，对方询问他那神秘的旅伴是什么人。罗杰太天真了，相信了他，还认为这件事是一次天赐良机，使他有机会揭露英国外交部的笨拙手段（企图暗杀他）。实际上，后来经过调查，是艾文德自己出现在英国领事馆，主动出卖了他。这件事一直困扰着罗杰。他到处奔波，进行无益的交涉和准备，结果浪费了几个星期、几个月的时间，不但没为爱尔兰的事业带来任何好处，反倒成为英国外事办公室和情报机关的笑料——把他看作一个学习谋反的可悲学徒。
在政治性的谈话中，他对爱尔兰自治是否有助于爱尔兰的解放表示怀疑。尽管如此，在文章里，他还是流露出了一线希望：如果法案不作实质性修改而得以通过，爱尔兰有自己的议会，能够选举自己的权力机构，管理自己的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跨入了拥有主权的门槛。如果这样做能够带来和平，那么即使爱尔兰的国防和外交仍掌握在英国王室手中，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出于对英国的否定，罗杰对德国敬佩起来，把德国看作效率高、守纪律、有文化、现代化的典范。但他什么时候又开始对德国感到失望了呢？不是在到达柏林的头几个星期。在负责他与德国外交部联系的理查德·迈耶的陪同下从克里斯蒂安尼亚到德国首都的旅途中，他还满怀幻想，确信德国会赢得战争，而德国的胜利又对爱尔兰的解放有着决定性意义。秋天的柏林，雾雨交加，阴冷异常，但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好。负责对外关系的副国务秘书亚瑟·齐墨尔曼与外交部英国司司长乔治·冯·韦代尔都亲切地接待了他，对他关于把爱尔兰战俘组建成纵队的计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双方都主张由德国政府发表宣言，支持爱尔兰独立。果然，1914年11月20日，德意志帝国发表了这样的宣言，宣言的内容也许不像罗杰所期望的那样明确，但是对于证明主张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与德国联盟的人的合理性立场还是足够清楚的。不过，尽管那天的宣言让他热情高涨，那无疑是他的一个成就；尽管负责对外关系的国务秘书通知他，最高军事当局已经命令把爱尔兰战俘集中在同一个营地里，他可以去看他们；但是罗杰开始预感，现实不会如他所愿。相反，他很可能会失败。
这时，罗杰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在民族主义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厄尔斯特统一派。他揭露厄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对少数天主教徒横行霸道，工人中的天主教徒常被工厂辞退，信仰天主教的区政府在预算和赋税上被歧视。“看到发生在厄尔斯特的这一切，”他在文章中写道，“我就觉得自己不是新教徒。”在各个方面，极端分子的态度都是要把爱尔兰分裂成敌对的两派，他对此感到痛心，这将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在另外一些文章中，他斥责了英国圣公会的神父，因为他们在针对天主教团体的不公行为方面保持沉默。
事情逆转的第一个兆头是罗杰收到唯一一封来自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信（这封信绕了一个弯子，越过大西洋，先到了纽约，在纽约换了信封、姓名和地址，才到了他的手里），得知英国报纸已经报道了他出现在柏林的消息。这一消息在赞成支持德国的决定和反对这一决定的两派民族主义者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爱丽丝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且断然地讲了出来。她说许多坚定拥护独立的人都跟她的意见一致。她还说，对于欧洲战争，最多只能接受中立的立场，而绝不能与德国一起搞什么共同事业。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正在为大不列颠而战斗着，如果这些爱国者知道爱尔兰民族主义阵营的杰出人物正同炮击他们、向守在比利时战壕里的他们喷射瓦斯的敌人站在一起，会有什么感觉？
夏末，他回到了都柏林，但已经不能再学习盖尔语了。政局动荡不安，他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由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支持的、规定在爱尔兰成立议会、给予爱尔兰广泛的行政和经济自由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于1912年年底在下议院通过，但两个月后被上议院否决了。1913年年初，在厄尔斯特，由当地拥护统一的亲英派和新教徒控制的要塞，也就是以爱德华·亨利·卡森为首的自治派的敌人，发动了恶毒攻势，建立了一支由四万人参加的厄尔斯特志愿军。那是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支军事力量，如果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就准备武装进攻爱尔兰自治派。这时，约翰·雷蒙德的爱尔兰议会党仍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着。《爱尔兰自治法案》在下议院再次通过，而在上议院再次被否决。1913年9月23日，统一派的委员会自立为厄尔斯特临时政府。也就是说，如果自治法案获得通过，他们就从爱尔兰分裂出去。
爱丽丝的来信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他最敬仰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比跟任何其他人都更为一致的人却谴责起了他正在做的事，并用这样的语气对他说出来，这让他不知所措。从伦敦的角度看事情会不一样，缺乏长远的眼光。但是，不管他多么有理由，思想里总是有一种困惑着他的东西：他政治上的良师益友竟然表示不赞成。他认为她这样做对爱尔兰的事业有害无益。从此，一个疑问一直在他的脑海里不祥地回响：“如果爱丽丝是正确的，难道是我错了？”
在巴黎的最后几天，罗杰避免谈论有关爱尔兰的话题，不愿伤害与赫伯特的友谊。他很痛苦。他想，将来，他卷入政治斗争越来越深，和赫伯特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甚至损及二人间的友谊，这可是他一生中最亲密的友人啊。“我真的变成狂热分子了吗？”从那时起，他经常警惕地问自己。
就在十一月，德国当局让他到查尔维尔前线去，同那里的军事领导商谈建立纵队事宜。罗杰心想，如果取得成功，建成了一支军事力量并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军队共同作战，也许就能够打消许多像爱丽丝那样的朋友的疑虑，就会使他们承认政治上的感情用事会成为一种障碍，从而同意爱尔兰的敌人是英国，而敌人的敌人就是爱尔兰的朋友。那次短暂的旅行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比利时作战的德国高级军官都对胜利抱有信心并欢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想法。关于战争本身，他并没有看到什么，只有正在行军的部队、小镇上的医院、武装士兵押送的战俘以及远方的炮声。回到柏林时，等着他的是一个好消息：梵蒂冈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给爱尔兰俘虏集中的营地派来两位神父：一位是奥古斯丁派的奥格尔曼修士，一位是多明我会的托马斯·克罗蒂修士。奥格尔曼只能待两个月，而克罗蒂只要被需要就会待下去。
“欧洲殖民主义的手段更狡猾，也更残忍，赫伯特。”
如果罗杰没认识托马斯·克罗蒂神父，他会怎样？1914—1915年那个可怕的冬天，他很可能熬不过去。那年，整个德国，尤其是柏林，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大街堵塞，道路不通，狂风把树木连根拔起，吹跑遮雨棚，吹碎大玻璃窗，气温达到了零下20至零下15℃。再加上战争，他好几次都得忍受无照明、无暖气的苦楚。身体的不适更加剧烈起来，胯骨和髂骨的疼痛使得他站不起来，只能蜷缩在座位上。多日来，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瘫痪在德国。痔疮也来折磨他，上厕所好像去受刑。他感到身体日渐虚弱、疲乏，仿佛一下子老了二十岁。
“我认为刚果与爱尔兰不可一概而论。在康内玛拉半岛，英国人难道也用割手、鞭笞等手段对付当地人吗？”
在此期间，他唯一的救生圈是托马斯·克罗蒂神父。“圣人是存在的，并不是神话。”他对自己说道。克罗蒂神父如果不是圣人，那他又是什么？他从不抱怨，总是微笑着去适应不尽如人意的环境。这说明他脾气好，说明他生来乐观，说明他从心底相信生活中有着相当多的好事物，值得为此而活。
“为了表示感谢，我难道应该成为一个殖民主义者吗？”凯斯门特打断他，“他们在刚果的所作所为，你我都反对过，而在爱尔兰就应该同意吗？”
神父个头不高，头发灰白、稀疏，圆圆的脸庞，面色红润，一双眼睛明亮地闪闪发光。他出生于戈尔韦贫穷的农民家庭，在高兴的时候，他会用盖尔语唱小时候听母亲唱过的摇篮曲。当他得知罗杰曾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在亚马孙地区也度过了将近一年，就对罗杰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梦想到遥远的国度去传教，但多明我会替他决定了另一种命运。在军营里，他成了所有战俘的朋友，因为他不分思想、不分信仰地同等尊重所有人。一开始，只有极少数人信服罗杰的理念，但神父严格地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从不表示支持或反对爱尔兰纵队。“这里所有的人都在经受着苦难，都是上帝的子民，因而都是我们的兄弟，不是吗？”他对罗杰这样说道。罗杰在与克罗蒂神父的多次长谈中很少涉及政治，关于爱尔兰却谈得很多。是的，他谈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英雄、爱尔兰的圣徒和爱尔兰的殉教者。但是在克罗蒂神父口中出现最多的爱尔兰人是那些为了赚得几块硬面包而一天到晚地劳作、受苦受难的无名农夫和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移民到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
“如果大多数爱尔兰人都愿意从大不列颠分裂出去，那才要谢天谢地呢！”赫伯特对他说，“我并不认为爱尔兰如果拥有自己的国旗、国徽和一位共和国总统会好多少，更不会因此而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我觉得爱尔兰最好采取约翰·雷蒙德及其追随者所主张的那种自治体制，他们不也是爱尔兰人吗？在你们这些主张分裂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大多数。说来说去，我对这一切都不担心，真的。但看到你这副容不得他人的样子，我倒是很担心。以前，你还能讲讲道理，罗杰，可现在只是怀着对一个国家、也是你自己的国家、你父母兄弟的国家的仇恨大喊大叫。这几年你不是还卓有成效地为这个国家服务过吗？这个国家不是很感谢你吗？封你为贵族，把最重要的勋章赐给你。你一点都不在乎吗？”
反倒是罗杰引着克罗蒂神父谈论宗教问题。这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在这方面很谨慎，无疑是因为他想到罗杰是英国圣公会成员，所以宁愿避免冲突。但是后来罗杰对他说出了精神上的困惑，并承认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受到母亲所信仰的天主教的吸引，克罗蒂神父才高兴地同意涉及这个话题，耐心地对他的好奇、疑虑和问题进行解惑。有一次，罗杰斗胆地脱口而出：“您认为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克罗蒂神父？”神父严肃起来：“我不知道。我不喜欢说谎。很简单，我不知道。”
赫伯特对待罗杰的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宽容的态度，一笑置之。但是那天晚上，他指责他的朋友在民族主义上持有的激烈态度不太理性，近乎狂热。
1914年年底，罗杰在两位德国将军——德·格拉夫与埃克斯内尔——的陪同下到林堡营地转了一圈以后，向数百名爱尔兰战俘发表讲话。到此时，罗杰还不知道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当他以对爱尔兰火一般的热情向战俘们解释为什么要成立爱尔兰纵队、爱尔兰纵队要执行什么样的使命、祖国会感激爱尔兰纵队为此而作出的牺牲等等时，他看到他们突然扭曲的大嘴和困惑、疑惧、敌视的表情。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我太天真、太傻了。”他也想起了那些偶尔发出的、对约翰·雷蒙德的欢呼声，那些嘁嘁喳喳的谴责声，甚至是威胁声，以及他讲话之后的沉默。最让他感到屈辱的是，他刚讲完，德国看守就把他围了起来，护送着走出了营地。虽然德国人没听懂他们说些什么，但从大多数俘虏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那股情绪会演变成对演说者的一场殴打。
过去同这对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有友谊、理解和亲切，虽然在许多事情上有分歧，但并未使友谊冷淡下来，相反，分歧反而加深了友谊。但这次不一样了，某天晚上，二人争论得很激烈，以致萨莉塔不得不加以干涉，强迫他们改变话题。
1915年1月5日，他再次回到林堡，第二次跟他们讲话时，发生了完全相同的情况。这一次，战俘们已不限于给他眼色看、用表情和动作表示不满，而且朝他吹口哨、谩骂：“德国人给你多少钱？”这是听到最多的喊声。喊声震天，他不得不停了下来。接着，石子、唾沫、杂物等雨点般地落在了他身上。德国兵赶快把他拖了出来。
沃德夫妇请他到埃菲尔铁塔上的一家餐厅去吃饭，在餐厅里可以看到塞纳河上的桥梁和巴黎街区；还请他去法国大剧院观看莫里哀的《无病呻吟》。
他一直没能从那件事中平静下来，回忆就像癌细胞，不停地啃噬他的内心。
回爱尔兰之前，他接受了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的邀请，决定先去巴黎一趟。他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们，与他们一起享受他们巴黎住所里那非洲一角的亲切气氛。整个住所满溢着工作室的氛围，赫伯特把自己积累的非洲男女雕像和一些动物雕像拿出来给他看。这些是他最近三年的得意之作，有青铜的，也有木头的，准备参加巴黎秋季展览。赫伯特一面指给他看，一面就作品草图和微型样品讲一些轶事给他听。此时，罗杰记起了他与赫伯特一起在亨利·莫顿·斯坦利探险队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公司工作时的种种印象，那时听赫伯特讲述走遍半个世界的冒险、在澳大利亚游荡时认识的各色有趣人物及阅读的大量书籍，令他学到了不少东西。赫伯特的头脑既聪明又敏锐，永远朝气蓬勃，一副乐天派。他的妻子萨莉塔是美国人，富有家庭的继承人。他们的性情相近，同样爱好冒险，爱好四处游荡，相互理解，配合默契，曾相伴着在法国和意大利徒步旅游。他们以世界主义精神、进取心和求知欲教育他们的子女。现在，两个男孩在英国寄宿学校学习，女孩小蟋蟀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鉴于出现这样普遍的对抗，我是不是应该放弃这件事，克罗蒂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