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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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布拉沃男爵的讼棍为我促成了那次访问，他以为我多年来对宗教迷信问题感兴趣（不管怎么说，这倒也是真的）。这次访问是在修道院的餐厅里进行的，那里面挂满了圣徒与先知的画像。餐厅外边有一座凉亭，里面铺着花砖，中央有一方蓄水池，时时有身穿咖啡色会服、系白色腰带的传教士前来打水。若安·福音修士解决了我的全部问题，他一发现我可以用他的母语意大利语交谈便显得十分饶舌。他是意大利南部人，很年轻，身材较矮，肤色发红，胡须浓密；天庭饱满，说明他富于幻想；但是眼窝下陷，后颈平直，说明他心胸狭窄，为人吝啬，敏感多疑。果然，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由于未能完成任务，加上那些“异教徒”给他带来的恐惧，十分仇视卡努杜斯。但尽管如此，扣除他证词中的夸张与愤恨，你们从剩余部分中所了解到的真相也是动人的。

可是，他们错了。这一次，表面上似乎旧戏重演，但实际上完全不同。那些悔罪的信徒们现在更加团结，非但没有杀掉那位圣徒，反而在玛塞特村取得胜利——他们认为这是上帝传来的信息——之后更加尊敬“劝世者”了。发生武装冲突的第二天清晨，“劝世者”把大家叫醒。他本人在死去的甲贡索人的坟墓上祈祷了一整夜。大家看出他十分悲伤。他对众人说，昨夜发生的事一定是一连串更大暴力的序幕。他请大家都回家去，因为如果继续跟随着他，他们就有可能下监牢，或者会像那五位现在正站在天主面前的弟兄们那样死去。没有人挪动一步。他的目光从一百、一百五十、二百个衣衫褴褛的人的脸上扫过。每个人都在听他讲话，个个都沉浸在昨夜的激动情绪之中。除去扫视之外，他似乎还定睛地注视着众人。他温和地对大家说：“感谢慈悲的基督吧，看来基督已经选中你们各位做示范。”

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情况可以为《反叛的火花》提供许多材料。最根本的一点是这次访问证实了我的以下猜测：在卡努杜斯，那些穷苦而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凭借本能与想象将我们欧洲革命者知道的为实现人类正义而要做的事付诸行动了。下面的事，请你们自己来判断吧。若安·福音修士在卡努杜斯逗留了一个星期，陪同前往的还有两名教会人士：巴伊亚州的一名传教士和卡努杜斯邻村的一名神父——名叫堂华金的人。这里顺便说一句，福音修士非常憎恶堂华金（他向上报告说，该人酗酒成性，品行不端，纵容通匪）。他们走了十八天艰难的旅程之后，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发现“反抗与无政府状态的迹象”，因为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带路。当他们走到距离卡努杜斯庄园十五公里的地方，遇到一群手持砍刀、肩扛大口径火铳的巡逻队时，这群人满怀敌意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幸亏堂华金从中说情，才被放行，因为巡逻队中有人认识这位堂华金。走进卡努杜斯镇，他们看到一群群肮脏、瘦弱、苍白、憔悴的人聚集于茅草泥屋旁，一个个武装到牙齿。这是“为了保卫‘劝世者’，因为当局早已企图杀害他”。那名修士惊慌失措的话至今在我耳边回荡，那幅武装群众的画面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一刻也不放下武器，吃饭和祷告时也是如此；他们挎着火铳、卡宾枪、手枪和匕首，腰间系着子弹带，很是得意，好像马上就要投入一场战争。”（我无法使这位修士睁开眼睛，不能告诉他，自从这些人强占了男爵的土地，战争已经开始了）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在那群人里有以知法犯法而闻名的惯犯。他举出其中一人为例，那人叫“若安·撒旦”，以凶残著称。他率领那伙人在卡努杜斯安营扎寨，并且成为“劝世者”的重要信徒之一。福音修士曾经这样训斥过“劝世者”：“既然你们真的想成为基督徒，那为什么卡努杜斯竟然收留罪犯？”回答是：“为了把他们变成好人。如果说他们过去曾因为生活贫困而偷窃或杀人，那么现在他们感到自己属于人类大家庭，因而知道感恩。为了赎罪，他们准备做任何事。假如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会犯下新的罪行。我们十分懂得基督是怎样施行仁爱的。”同志们，这番话同自由法则是一致的。你们都知道，盗匪是自发的起义者，是不自觉的革命者。你们一定记得在巴黎公社那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许多从资产阶级监牢中放出来、被视为罪犯的弟兄们同劳动群众肩并肩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为英勇无畏的榜样。

巴伊亚州警察的第二支分队有六十人，装备比第一支分队更好。当他们在塞令那镇下火车的时候，当地居民对这些穿军服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些警察虽然知道过去来这里捉拿强盗时村民们对他们是冷淡的，但从来不像这一次，显然有人故意将他们引入歧途。他们到商店里去采购军需给养，尽管许以高价，店主仍然说没货；他们需要一名向导，尽管答应给高报酬，塞令那镇上却没人愿意干，而且这一次没人告诉他们“劝世者”那群人的行止。警察们从奥尔赫跑到贝德拉，从特拉古坝跑到底里卡，从那里又跑到杜卡诺、卡莱瓦、彭达尔，最后又转回塞令那。他们在路上遇见过牧牛人、农民、工匠和妇女，可是看到的只有冷淡的目光、阴沉的摇头或不置可否的耸肩，这使他们感到好似坠入了海市蜃楼。那伙暴徒没有从那里经过，没有人看见那个身穿蓝长袍的黑白混血儿，现在谁也不记得在纳杜沃有布告被烧的事，也不知道发生在玛塞特村的武装冲突。警察们安然无恙但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州府。他们极力散布说那帮狂热分子——如同许多类似情况一样，忽而聚集在某个虔诚的女信徒或某个讲道士身边——肯定已突然散去，而且眼下由于害怕自己干下的罪行，也许杀掉头逃向四面八方了。在本地区，这种事不是发生过多次吗？

意味深长的是，卡努杜斯人自称甲贡索人，意思是“起义者”。那位传教士虽然常年在腹地传道，但并不真正了解那些赤脚妇女和那些在上帝和教会的使者面前如此小心、恭敬的男人。“那是些无法了解的人。他们总是露出激动不安的神情，一开口就大声喊叫，七嘴八舌地抢着说出最难听的话和违背社会秩序、道德信仰的理论。比如：谁要想灵魂得救，就必须到卡努杜斯来，因为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已经落入敌基督的手中。”你们知道甲贡索人称什么为敌基督吗？竟然是共和制！是的，同志们，他们称共和制为敌基督。他们认为共和制是万恶之源。当然有些坏事是抽象的，但也有许多具体的和实际的东西，如饥饿和捐税。福音修士对所听到的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我怀疑这位传教士所在的教派或者教会对于巴西的新政体是否过于热情了，因为正如同我在前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在共和政体中有大量共济会的成员，这意味着教会势力被削弱。可是，卡努杜斯人认为共和制是敌基督！那位传教士以为把我吓坏了或者把我激怒了，便赶忙说了这样一些话（对我简直是美妙的音乐）：“这是一个反抗现行合法政府的政治宗教集团，他们建立了国中之国，因为他们不承认现行法律，不承认政府当局，也不接受共和国的币制。”这位传教士的糊涂观念使他无法理解卡努杜斯的弟兄们如何凭着准确无误的本能将起义行动引向自由的天敌——政权。是什么政权压迫着他们，拒不给他们土地，不给他们文化和平等的权利？难道不是共和制吗？卡努杜斯的弟兄们武装起来反对共和制，这本身就表明他们找到了正确的方式，即被剥削者打碎枷锁的唯一方式：暴力。

那群人一共有多少？一百？一百五十？二百？其中差不多男女各半，从衣服上看，大部分像是穷人中最穷的人，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坚不可摧的决心——这是后来跑回巴伊亚州府的警察对他们的妻子、情妇、姘头和同事们说的话。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仔细观察，也没有来得及认出那位头领，因为分队长刚刚命令那群人交出那个叫“劝世者”的人，那群人立刻猛扑过来。如果考虑警察手中有快枪而他们只有木棍、镰刀、石块、匕首和一两支鸟枪，那么这一行动是过于鲁莽了。但是整个事件发生得如此突然，一瞬间，警察们就被包围、分拆，被追得到处乱跑，被揍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那群人还怒喝着“共和分子”，似乎是作为一句骂人的话。警察有几支枪打响了，可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虽然胸膛被打穿或者面部被打烂，却没有人后退。短时间内，巴伊亚州的警察们便抱头鼠窜了，被这次不可理解的失败弄得晕头转向。后来他们说，进攻的人群中不仅有疯子和狂徒，还有多年的惯匪，似乎就有帕杰乌那带刀疤的面孔以及那个因残暴无情而被人称做若安·撒旦的强盗。三名警察被打死，尸陈荒野，让奥沃山上的秃鹫去啄食；八支步枪不知下落；还有一名警察淹死在玛塞特河里。教徒们没有穷追不舍，而是去埋葬五位同伴，救护几个受伤的人。与此同时，其余的人则同“劝世者”一道跪下，感谢上帝的帮助。直到深夜，在塞维里诺·比亚纳的耕地上刚刚堆起的坟墓周围，还能听到哭声和祈祷声。

但这并非就是一切，还有更为令人吃惊的事呢，你们好好听一听吧。福音修士肯定地说，如同男女杂居一样，卡努杜斯还确立了财产共用：一切归众人所有。“劝世者”一定说服了甲贡索人。请你们注意下面的话：认为任何动产或不动产如归个人便是罪孽。房屋、耕地和牲畜归集体所有，它们是大家的，不属于任何个人。“劝世者”使众人确信，谁占有的东西越多，末日审判之时，谁进入天国的可能性就越小。他仿佛在把我们的思想付诸行动，只是出于策略原因和考虑到追随他的这些穷苦人的文化水平，才把我们的思想蒙上一层宗教色彩。在巴西的腹地，一群起义者建立了一个废除婚姻和货币、用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社会，这难道不伟大吗？

又过了一星期，警察们仍在那红色多沙的土地上爬上爬下，那里遍地长着多刺的曼达卡鲁树，到处是埋头于枯叶中觅食的饥饿羊群。他们循着“劝世者”的足迹跟踪追捕。人们都说，刚刚看见他从这里过去，说他礼拜日还在教堂里祈祷，在村头讲道，在那片岩石中过夜。终于，警察在距离杜卡诺十八公里的玛塞特村发现了“劝世者”，这个小村位于奥沃山脚下，由一片土坯茅屋组成。当时已近黄昏，警察们遇见一群头顶水罐的妇女，知道追捕已近尾声，不由得舒了一口气。“劝世者”这天在塞维里诺·比亚纳家过夜，这位居民拥有一千平方米种着玉米的土地。警察们穿过长着刀状叶的乔斯树和刺激皮肤的针叶灌木丛，向塞维里诺·比亚纳家冲去。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天已擦黑，可以看见那里有一幢由木桩撑起的住宅和聚集在什么周围的寂静人群，那大概就是他们寻找的对象。看到这些身穿警察制服、荷枪实弹的人，那群人谁也没有逃走，谁也没有放声大叫。

这个想法总是在我脑海里翻腾，与此同时，福音修士告诉我，他在卡努杜斯布道七天之后，在一片默默的敌意中，由于他敦促甲贡索人回到各自的家乡而被看作共济会成员和新教徒；当他要求甲贡索人效忠共和制时，他们是那样愤怒，使这位传教士不得不逃离卡努杜斯。“教会已经在那里失去了威信。这都是那个疯子闹的，他整天逼着人们去盖那座石头寺院。”我可没法体会他那沮丧的心情，而且恰恰相反，我为卡努杜斯人感到高兴，并同情他们的事业。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在巴西的腹地，反动派以为在欧洲已被埋入血泊的革命思想死灰复燃了。或者下封信再见，或者永别了。

数周后，萨尔瓦多城里都在传说，在一个叫做纳杜沃的偏远小镇上，新成立的共和国颁布的征税布告被放火焚毁了。州长决定派出一支巴伊亚州警察分队去逮捕煽动暴乱的人。三十名身穿蓝绿两色制服的警察，军帽上还带着共和国尚未换掉的君主制徽章，便匆匆出发了。他们起初乘火车，随后步行，开始了一次危险的旅行，目的地是他们只在地图上见到过的地方。“劝世者”当时不在纳杜沃。汗流浃背的警察于是询问镇公所的人和周围的居民，然后才去追捕那个煽动暴乱的人。有关这个人的名字、绰号和故事，后来一直传到沿海地区，连巴伊亚州府也是家喻户晓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当地一名向导的带领下，这群身穿蓝绿两色制服的警察消失在通往贡贝大路的群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