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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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爵的记忆中，那段历史渐渐恢复了本来的面貌：一个引起了多少流言飞语的著名事件。当时她是一位公证人的女仆，憋死了主人初生的儿子：因为婴儿啼哭不止，她怕因此而被辞退，就把一个毛线团塞在小孩的嘴里。婴儿的尸体藏在床下好几天，直到女主人闻到气味才发现。小姑娘马上全招了。在审讯过程中，她态度温顺，以善良诚恳的意愿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男爵想起了小姑娘的人格在两派人中间引起的争论：一派人维护“不知者无罪”，另一派人则认为她是“天生邪恶”。那么，她从监狱里逃跑了？记者又一次转回了话题：
胡莱玛张了张嘴，可什么也没说。自从到了这里，她就没说过话。
“他们逃去那里避难是自然的，不错，但他们变成新人可不是自然的。”好像不知该把身体往哪儿放，记者将长腿一弯，又溜到了地上，“她是圣女，是‘世人之母’，是照顾‘劝世者’的女信徒的首领。人们把许多奇迹归功于她，说她曾跟随‘劝世者’朝圣各地。”
这时，战壕里一阵骚动，先是一阵嘈杂的喧声，然后矮子发现骚动传到了这里。帕杰乌起身抄起了步枪。好几个甲贡索人毫无秩序地从坐着、蹲着的人中间冲到他们这里，围住帕杰乌，看了他一会儿，谁也不说话。一个颈后长着个多毛黑痣的老人终于开了口：
“我已经知道了，”男爵说，“一切对法律、良心、上帝欠债的人都会在卡努杜斯找到藏身之处，这是自然的。”
“他们杀死了塔拉梅拉，”他说，“吃饭时，一枚子弹打穿了他的耳朵。”他吐了口唾沫，看着地面，嘟囔说，“帕杰乌，你的运气已经用完了。”
“我去听过审判，那时我还穿短裤衩呢。我父亲当时是辩护律师，是穷人的律师，为她辩护。尽管没再见面，尽管过了二十多年，我却一眼就认出了她。那时您一定看报纸吧？整个东北部都为玛丽亚·瓜德拉多——在萨尔瓦多杀害婴儿的女人——的案子而群情激愤。皇帝将她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您不记得她吗？她也在卡努杜斯。您看，这不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故事吗？”
“伤兵死亡前，伤口会溃烂。”年轻的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高声说道。他心里这样想着，以为没说出声来。不过他并不担心伤员们听见，尽管设在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之间凹槽里的第一纵队野战医院应对战火的防御工事很好，但由于半拱形的山峰引发回音，以致枪声，特别是炮声在这下面更大声，并且响个不停。这就对伤员有个要求：要想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话，非喊叫不可。否则根本不会有人听到。
“在萨尔瓦多杀害婴儿的女人？”男爵问。
死前将会溃烂的想法折磨着特奥托尼奥。出于对共和制的狂热信仰，他自愿应征报国，开赴卡努杜斯。当时他是圣保罗医学院应届毕业班的大学生，可想而知，他是见过伤员、病危者和死尸的。然而解剖学的课程、阶梯教室里的尸体解剖、外科实习时医院里的患者怎能和法维拉山这耗子洞里的惨状相比？在这里，伤口感染的速度令人惊奇，短短几小时内就会看到伤口恶化，蛆在蠕动，顷刻间便化脓。
“我不认识其他神父，”记者轻轻地反驳，像以往人们强迫他改变话题时一样，“不过是有的，华金神父从他们那里得到情报和帮助。最后他们甚至到了卡努杜斯，分散在甲贡索人中间。有人跟我谈起过一个叫什么马丁内斯的神父。您知道他是谁吧？还有，很多年以前您就认识她，在萨尔瓦多杀害婴儿的小姑娘。您明白点儿了吗？”
“这有益于你的职业，”父亲在圣保罗车站与他告别时对他说，“你会获得紧急救护的实习机会。”然而更确切地说，他获得的是木工的实习机会。三个星期以来，他学到的只是：伤员更多地死于感染，只有及时进行截肢和烧灼，手臂和腿——被截断的肢体——中弹的人最有可能得救。只在头三天，能用氯仿麻醉剂进行人道的截肢手术。那几天，特奥托尼奥将脓包划破，把一只棉球蘸满麻醉药水，用它堵住伤员的鼻孔后，外科主任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便气喘吁吁地锯断肢体。氯仿用完了，就用一杯烧酒来麻醉。现在烧酒也用完了，手术就在寒冷中进行，希望患者能很快失去知觉，以免外科医生手术时被哀叫声分神。现在是由特奥托尼奥·莱亚尔·卡瓦尔甘迪锯断感染者的脚、腿、手和胳膊了；伤员失去知觉前，由两名护士按着他。截肢后，也是他在残肢上点燃一点火药或用滚热的脂肪进行烧灼，就像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在那次愚蠢的举动前教给他的那样。
“您刚才说的是神父们，用了复数。”男爵打断了他。那个话题、那种义民们共同的相互声援和牺牲精神使他心烦意乱。谈话中，有好几次提到这一话题时，都像现在这样被他岔开了。
的确，那是一次愚蠢的举动，因为伽马主任知道炮兵有余而医生奇缺，特别是像他那样在战地急救方面富有经验的医生更是稀少。他曾在巴拉圭森林中学习过，是大学时作为志愿人员到那里去的，就像现在年轻的特奥托尼奥来到卡努杜斯一样。但是在那场与巴拉圭的战争中，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据他承认，不幸染上了“打炮的瘾”。七天前，炮瘾结果了他的性命，将救护两百多名伤病员和生命垂危者的繁重任务推到他年轻助手的肩上。那些患者挤在野战医院的岩石上，半裸着身体，传播着瘟疫，被蛆虫啃咬，只有极少数人有被子盖。第一纵队的救护队分为五组，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和特奥托尼奥是其中一组，负责医院北部区域。
“不过除了他可能具有神的品格之外，我考虑的更多的还是他在人们中间所缔造的那种兄弟般相互支援的精神和牢不可破的关系，”近视记者用感伤的语气说，“真令人惊叹，感人至深。7月18日以后，只剩下乔洛乔和里亚乔方面两条路尚可通行。什么是正常的逻辑？是趁这两条小路被封锁前想办法逃出去，不是吗？然而恰恰相反。在政府军完成包围前，人们却从四面八方奔赴，绝望地、急不可耐地钻去那个老鼠洞、那个地狱。您看到了吗？那里一切都是反常的。”
炮瘾使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不能聚精会神地救护伤员。他突然中止治疗，急不可耐地爬上了马里奥山顶，人们好不容易将第一纵队的火炮全部拖到了那里。炮兵允许他发射克虏伯大炮，甚至让他发射“杀人魔王”。特奥托尼奥记得他预言说：“一名外科医生将炸掉卡努杜斯的钟楼！”主治军医带着新的光彩回到了凹槽地带。他是一个健壮、面色红润、忘我、快活的人，自特奥托尼奥到军营来的那天起对他就很亲热。他那热情洋溢的为人、快活的性格、冒险的生涯以及富有传奇色彩的轶事对这位大学生都有极大的吸引力。来卡努杜斯的路上，他想象着像自己所崇拜的偶像那样一毕业就过上了军旅生活。当他们团在萨尔瓦多做短暂停留时，伽马医生带特奥托尼奥去参观了巴伊亚州医学院，它坐落在巴西利卡大教堂广场，在那座有蓝色拱形大窗户的黄色建筑物对面。在弗兰波树、椰子树和蓖麻树下面，医生和大学生在地面铺着黑白石块的小商亭间喝着果子露酒，周围都是卖便宜货和小吃的商贩。他们欣喜若狂，在黑白混血的妓女窑子中一直喝到天亮。一登上开往盖伊马达斯的火车，医生就叫他的弟子吞下一剂呕吐药水，按着他的说法，是“为了避免染上非洲梅毒”。
他又一次放声大笑。为了不打喷嚏，已憋了好长一阵子。等打出来时，鼻子眼睛都憋得通红。
特奥托尼奥一边擦汗，一边给一个烧得说胡话的麻子喝奎宁水。这边有一名士兵，肘部的骨头裸露在外面；那边有一个腹部中了枪弹，由于肌肉缺乏控制力，粪便都出来了，臭味和远处烧焦的尸体的煳味混在一起。野战医院的急救站里只剩下奎宁和苯酸，三碘甲烷和三氯甲烷都用光了。由于缺乏消毒剂，医生们已经在使用亚硝酸铋盐和氯化亚汞，现在这两种东西也快用光了，特奥托尼奥就用水和苯甲酸的溶液为伤员洗伤口。他蹲着洗，用双手从盆里捧出溶液。他要另一些人吞下半杯奎宁水。由于对疟疾有所预见，他们带来了大量奎宁。伽马医生说疟疾是“巴拉圭战争的并发症”，它曾在那里给部队造成大量死亡。然而疟疾在这里的干燥气候中是不存在的，只在极为少见的水塘周围才有蚊子滋生。特奥托尼奥知道奎宁对伤员们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种会痊愈的幻想。正是在出事那天，由于没有别的药物，伽马医生开始发奎宁。
“我也想过，”近视记者说，“他是上帝还是上帝派来的？上帝是不是存在？……我不清楚。总之，这一次没有留下门徒去宣传神话，去向异教徒布道。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幸存，我怀疑他能……”
他琢磨着那事故为什么发生以及怎么发生。他当时不在场，别人告诉了他。从此，那件事就和那些腐烂的尸体一起，成了打扰他好不容易入睡的几小时里的噩梦之一。他梦见快活的、精力充沛的外科主任在点燃三十四英寸口径的克虏伯火炮，由于匆忙，炮栓没有关好，雷管爆炸时，炮弹从半开着的炮栓射向一只弹药桶。他听炮兵说，他们看到伽马医生被抛出去好几米高，落在二十步开外，变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同他一道丧命的有奥迪龙·科里奥拉诺·德·阿塞维多上尉、阿尔弗雷斯·何塞·阿·德·阿马拉尔上尉和三名士兵，另有五人被烧伤。特奥托尼奥到达马里奥山顶时，尸体正在火化，是按照保健站的意见办的，因为极难将死者全部掩埋。这里全是裸露的岩石，挖一个坟坑要耗费巨大的精力，锹和镐刨在石头上只是冒出火星而已。焚尸的命令在奥斯卡将军和第一纵队的神父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卡普契诺神父里萨尔多把焚尸叫做“共济会的邪恶”。
他是无意说出来的，话一脱口，就觉得不自在了。他是想开个玩笑吗？可他自己和近视记者都没笑。只见记者摇了摇头，这可能是回答，也可能是驱赶苍蝇的方式。
年轻的特奥托尼奥认真保存着伽马医生的一件遗物：一条森霍尔·德·邦伊的神奇腰带，是那天下午在巴伊亚的巴西利卡大教堂广场上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卖给他们的。如果能回到圣保罗，他将把它送给医生的遗孀。但是特奥托尼奥怀疑还能不能再看见自己出生、学习并为了浪漫主义的理想——为祖国和文明服务——而在那里入伍的城市。
“什么事使他如此不甘寂寞？”男爵说，“他真的相信‘劝世者’是耶稣转世、再一次来拯救黎民百姓吗？”
几个月来，一些看来牢固的信仰被彻底地动摇了。比如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从前以为这是在来自巴西的各个角落的所有人血液中激荡着的感情，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并反对蒙昧主义、叛变阴谋及野蛮暴行而来。第一次失望是在盖伊马达斯产生的。在两个月漫长的等候中，在那个变成了第一纵队司令部的腹地村镇的混乱状态中，他和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及另一些外科医生一起在保健站工作，在那里他就发现许多人借身体不好来逃避作战。他看到他们为了说明自己不能参战便假装生病，模拟症状，像高明的演员那样背诵病情。那位医生兼炮手教他怎样拆穿那些人制造发烧、呕吐和腹泻的拙劣手段。这些人并非都是列兵，即没文化的人，其中也包括军官。这使特奥托尼奥感到震惊。
“教会曾正式谴责‘劝世者’，说他是异端邪说，传播迷信，蛊惑人心。巴伊亚州大主教曾指使各教区的神父禁止他在讲道台传道。作为一名神父，和教会背道而驰，和大主教分庭抗礼，去冒风险帮助‘劝世者’，这需要有绝对的信心。”
爱国主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广泛存在。这是他待在那老鼠洞里三个星期以来形成的一个想法。并非说人们不在打仗，他们打了，而且还在打。他看到了人们在安西科是多么勇猛地抵抗了神出鬼没的怯懦敌人的攻击，这些敌人不面对面地作战，不承认战争的规矩和打法。他们埋伏起来从侧面进攻，隐蔽起来射击，等政府军还击时却无影无踪。三个星期以来，尽管远征军伤亡了四分之一，尽管食物匮乏，尽管大家对新的增援已不抱希望，可仍在坚持战斗。
他像一只不肯安静的母鸡，又摇了摇头，直起身子，两只骨瘦如柴的胳膊垂到皮椅子上。他玩弄着自己的双手，迟疑了一会儿，才继续说：
但是爱国主义和那肮脏交易岂能相容并包？在保卫最崇高的事业——祖国和文明——的人之中竟允许那些肮脏交易存在，算什么对巴西的爱？这是使特奥托尼奥失去道德信念的另一种现实：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人们讨价还价、投机钻营的那些手段。起初只是倒卖烟草，越卖越贵。就在那天上午，他看到有人从一名骑兵大尉手里只买了一小把烟草就付了一万两千瑞斯……一万两千瑞斯！这是城里一盒精细烟草价钱的十倍。后来，所有的物价都直线上涨，一切都成了高价拍卖的对象。因为伙食极差——军官吃无盐的青玉米，士兵吃马料——人们用昂贵的价格购买食品：三四万瑞斯买一条小羊腿，五千瑞斯买一根玉米，两万瑞斯买一块点心，五千瑞斯买一杯炒面，一千至两千瑞斯买一条茵布塞罗树的根或一个能榨出汁来的卵形仙人掌。射手牌香烟每包卖到一千瑞斯，一杯咖啡要五千瑞斯。更糟糕的是他本人也卷入那投机倒把的勾当中去了。他也由于饥饿和烟瘾，花光了所有积蓄，用五千瑞斯买了一勺盐，直到现在他才发现这东西竟是如此不可缺少。当他知道那些产品的绝大部分是用非法手段弄来的，是从纵队储藏室里偷来或是从窃贼那里偷来的时候，真叫他不寒而栗……
“这需要笃信不疑，”近视记者重复说，“需要发自内心的、彻底的信心，您肯定从未体会过的信仰。我也说不……”
在这种情况下，在每一秒钟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在真理应该使他们更加纯洁和高尚的时候，居然会那么贪得无厌，爱财如命，这难道不令人吃惊吗？特奥托尼奥想：“追求私利和贪婪的行为在死亡面前愈演愈烈，这绝不是精神高尚，而是下流无耻。”在这几个星期中，人的道德观念被粗暴地玷污了。
“教义摘要中满是类似的故事，我的朋友，”男爵低声说，“中了箭的、被狮子吞食的、被钉上十字架的……不过，华金神父竟为‘劝世者’做出那样的事情，我真的难以想象。”
不知是谁在他脚下哭起来，打断了他的思路。此人与众不同，不是呜咽，而是饮泣，仿佛害羞似的。这个人跪在他身旁，是一名老兵，他刺痒得实在受不了了。
“文化、智慧、书本与‘劝世者’的历史毫不相干，”近视记者说，“不过这还是次要的。令人吃惊的不是华金神父变成了义民，而是‘劝世者’把那原来的懦夫变成了勇士。”他慌乱地眨着眼睛说，“与他交谈是最困难、最神奇的。我敢这样说，我知道什么叫害怕。对害怕的感觉、对恐惧的生活，贡贝的神父是个相当富有想象力的人，然而……然而他一连几个月甚至数年，到各个村镇、庄园和矿山购买火药、炸药和引信。为了使这如此引人注意的采购合理合法，他编造了各种谎言。当腹地挤满了政府军时，您知道这醉汉玩出了什么把戏吗？将火药桶藏在储存教堂圣物的箱子里，放在圣体龛、盛祭品的大金杯、耶稣受难像、十字架和圣服中间。这件事就发生在国民警备队和政府军的眼皮底下。您能想象一个胆怯、发抖、出冷汗的人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吧？您能想象这需要有怎样强大的自信心了吧？”
“我挠过了，医生，”他喃喃地说，“要感染就感染，爱怎样就怎样吧。”
“他是个造孽的神父，但并不笨，”男爵寻思道，“当他克制自己的时候，可以跟他交谈。他很精明，甚至知书达理。真难以相信他会被那饶舌鬼的伪善伎俩迷住，与腹地的文盲毫无二致……”
此人是那些食人生番鬼名堂的牺牲品之一，大批政府军士兵的皮肤被咬烂了。起初好像一种自然现象，命该如此，当晚上天气凉爽的时候，那些叫做“卡卡莱”的蚂蚁就从藏身处出来，在熟睡的人身上施虐，把皮肤叮得火烧火燎，全是红斑。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原来是甲贡索人将泥球状蚁窝带到政府军的兵营，然后将泥球摔裂，让那些贪吃的蚁群在休息的士兵身上制造灾难……那些食人生番派年纪很小的孩子爬着去放蚁窝！有一个这样的孩子被捉住了。人们告诉年轻的特奥托尼奥，那个甲贡索人在将他俘获的人的臂膀中像野兽那样挣扎，用最肮脏的流氓语言辱骂他们……
“是的，成了劝世主义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英雄。”记者像以往那样放声大笑，像一些小石子滑下了他的喉咙。同往常一样，笑声以打喷嚏告终。
撩起老兵的衬衫检查他的胸部时，特奥托尼奥看到昨天的片片青痕已经变成了一片红斑，带有继续恶化的脓包。那些脓包越来越多，使可怜的士兵刺痒钻心。特奥托尼奥已经学会了装假，学会了撒谎，学会了微笑。他保证脓包会好的，但尽量别挠。他叫患者喝了半杯奎宁水，向他担保这种药水会使刺痒减轻。
一桩往事从时间的底层浮上了男爵的脑海。他和埃斯特拉由一支武装小卫队护送着进入贡贝，一听到召唤人们做星期日弥撒的钟声，就一刻不停地向教堂走去。那位赫赫有名的华金神父尽管竭力掩饰，还是露出了大概在吉他、烧酒和女人的裙带中度过了一个通宵的痕迹。他想起了神父的吞吞吐吐、错误百出引起了男爵夫人的不快。在履行圣职的过程中，神父竟然得了胃痉挛，匆匆忙忙地跑出去呕吐，甚至去看他的姘妇的脸：不就是那个因为善于发现地下水源而被视为有特异功能的姑娘？那个恶习成性的人也变成了劝世主义者？
他继续巡视，想象着那些孩子。缺德鬼们派他们深更半夜去施放蚁窝，野蛮、粗鲁、不文明，只有不通人性的人才会这样教唆天真无邪的孩子。不过年轻医生对卡努杜斯的看法也起了变化。难道他们真的要复辟帝制？他们真的与白金汉宫和主张实行奴隶制的人合谋了？难道那些野蛮人真的成了顽固的大不列颠的工具？尽管听到他们高喊“打倒共和国”的口号，特奥托尼奥对此已不那么确信无疑。他对这一切都困惑了。他原以为在这里会发现英国军官指导甲贡索人，教他们使用现代化武器，而且会发现这些武器是从巴伊亚州沿海走私来的。然而在假装治疗伤员的过程中，他发现有被蚂蚁咬伤的，有被投枪、毒箭和原始弹弓射出的尖石刺伤的！因此，那种所谓受到英国军官支援的帝国军队的说法如今弄得他莫名其妙。“我们面前只有愚蠢的野人，”他想，“然而我们却在吃败仗。这次在山里遇到埋伏时，要不是第二纵队前来增援，我们可能早就完蛋了。”怎么理解如此荒唐的事情？
“这是‘劝世者’具有说服力的好证明，”记者肯定地说，“他不仅将强盗和凶手变成了圣人，还说服了腹地那些堕落的、买卖圣职的神父。那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对吗？”
“是特奥托尼奥吗？”一个声音使他中止了思索。这是一名上尉，从军服的绒穗上能看出他的军阶和服役地点：陆军第九营，萨尔瓦多。从第一纵队到达法维拉山那天起，他就住进了野战医院，那时他是第一旅先头部队的一员。在法维拉山，华金·曼努埃尔·德·梅德罗上校愚蠢地派他们向通往卡努杜斯的斜坡上往下冲。甲贡索人从看不见的战壕里给他们造成的伤亡非常可怕，在半山坡可以看到冲在第一线的士兵化做了石雕，进攻就是在那里被扼制的。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脸部被炸伤，举起的双手被炸掉，双目失明。那是第一天，阿尔弗莱多·伽马医生还能用吗啡给他进行麻醉、锯掉残肢并给面部溃疡消了毒。皮雷斯·费雷拉上尉幸运的是得到了纱布的保护，防止了尘土和小虫的感染。他是一名模范伤员，特奥托尼奥从没听到他哭泣或埋怨过。每天，当问他感觉如何，总是听他回答：“好。”当问他还需要什么时，他只说：“什么也不要。”夜里，特奥托尼奥经常躺在他身旁的碎石地上，一边和他聊天，一边望着卡努杜斯天空中总是稠密繁多的星星。由此，他知道皮雷斯·费雷拉上尉是这场战争中的老兵，是为数不多的、经历了共和国向甲贡索人发动的四次远征的幸存者。他知道对这位不幸的上尉来说，眼下的悲剧是一系列耻辱和失败的终结。于是他明白了上尉痛苦的根源，明白了他为什么能以禁欲主义的毅力来忍受使其他人的精神和尊严崩溃的苦难。对他来说，最大的创伤不是肉体上的。
“那个有一堆孩子的小个子神父？那个酒鬼、破了‘七戒’的家伙在卡努杜斯？”
“是特奥托尼奥吗？”皮雷斯·费雷拉再次问。绷带遮住了他的半张脸，但是没遮住嘴和下巴。
男爵用询问的目光看了客人一眼：
“是我。”医科大学生说着，在他的身旁坐下。他用药箱和皮口袋示意两名护士去休息一会儿。两名护士走开了几步，躺在碎石地上。“我来陪你一会儿。需要什么吗？”
“我认识一个这样的神父，几乎可以说，我们成了朋友，”近视记者表示同意，“华金神父，贡贝教区的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