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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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听咱们讲话吗？”缠着绷带的人低声问，“这是秘密，特奥托尼奥。”

“您能肯定？”男爵产生了兴趣。

此时此刻，山的另一侧响起了钟声。年轻的特奥托尼奥看着天空。是的，天黑了，是卡努杜斯敲钟、祈祷的时候了。每天都出奇地准时，从无差池。要是没有枪炮轰鸣，顷刻间，狂热的万福马利亚的祈祷声就会传到法维拉山和马里奥山的兵营。这时，在野战医院里笼罩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安宁：一听见钟声，许多伤病员就画十字，嘴唇翕动，和敌人同时祈祷。就连特奥托尼奥，尽管他是个心灰意懒的天主教徒，但每天下午一听到这祈祷的钟声也不禁产生一种奇怪的、难以言表的感觉。即使不是信仰，也是对信仰的怀念。

近视记者说：“没有人提到神父们，然而他们在那里为甲贡索人刺探情报或与他们并肩战斗，为他们传递消息或携带药品，偷运制造炸药的硝石和硫黄。这不使您吃惊？这不重要吗？”

“这就是说，敲钟人还活着，”他喃喃自语道，没有回答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还没能叫他倒下。”

“颅相学家吗？”男爵轻声说，“苏格兰的无政府主义者吗？”

阿尔弗莱多·伽马主任常跟他谈起敲钟人。有两次，他看见敲钟人爬上圣堂塔顶的钟楼，另一次是在祈祷厅的小钟楼。他说那是一个毫不起眼、沉默寡言的老头儿，摇摆着钟锤，对政府军用来回应钟声的枪击置之不理。伽马医生说，轰倒那挑衅性的钟楼、使那令人恼怒的老头儿不再做声，是马里奥山顶所有炮手梦寐以求的愿望，一到祈祷时间，大家都将步枪瞄准敲钟人。还没把他打死吗？或是换了新的敲钟人？

“不过他们不只看见了不存在的事，”近视记者补充说，“也没看到那里真正存在的事。”

“我对你要求的，不是绝望的结果，”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不是什么失去了理智的人的要求。”

的确，他也许有道理。卡纳布拉沃男爵觉得嘴里有一股苦味。尽管他对这位来客已经腻烦，而且没有理由让会见持续，可又不能下逐客令。是什么在阻止他？他终于向客人坦承：他不想一个人待着，不想只剩下他和埃斯特拉，不想只剩下他和那可怕的悲剧。

他的声音平静而又坚定。他躺在铺在碎石地上的被子上一动不动，脑袋枕在用干草做的枕头上，裹着纱布的残肢放在肚子上。

“对您有影响，男爵，”近视记者的细嗓音又颤抖地响起来，“就像对我一样：卡努杜斯改变了我的生活。由于卡努杜斯，您的妻子精神失常；由于卡努杜斯，您失去了大部分财产和权势。这对您当然有影响。正因为如此，您才没把我撵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谈了这么长时间……”

“不要失望，”特奥托尼奥说，“你将是第一批撤出去的人。援军一到，运输队一回来，马上就会用救护车把你送到圣多山，送到盖伊马达斯，送到你的家。奥斯卡将军来救护站时已经答应了。别灰心，曼努埃尔·达·希尔瓦。”

“不是蔑视，是无动于衷。”男爵纠正他。好长一段时间里，他把埃斯特拉忘在了脑后，但此时此刻她又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随之而来的是酸溜溜的、恼人的痛苦，这使他变得沮丧和颓唐。“我对您说的是，卡努杜斯发生的事情对我没有一点影响。”

“我对你说，是因为在世界上我最尊敬你，”他温和而坚定地说，“为了上帝，为了你的父亲，为了你的使命，我才要求你。为了那位你为她赋诗的未婚妻，我才要求你，特奥托尼奥。”

“犬儒主义也不是办法，”近视记者说，“另外，我不相信您的那种态度——蔑视已发生的事实——是真诚的。”

“你想怎么样呢，曼努埃尔·达·希尔瓦？”年轻的圣保罗人喃喃地说，目光离开了伤员，心情沮丧。他完全清楚将听到什么。

“看到了吧？最好忘掉它，”男爵说，“不值得为它浪费时间。”

“在太阳穴上给我一枪，”那温和坚定的声音又说，“我从灵魂深处请求你这样做。”

“重要的是那些报道的言外之意，”那高亢、尖锐、金石般的声音终于又往下说，“重要的不是言语，而是留给人们想象的弦外之音。记者们去看英国军官，而且见到了。我和我的替代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从不说谎，没意识到自己在说谎，只是没写自己所看到的，而写了自己相信和感受到的，也是他周围的人相信和感受到的。于是他编出了那个千头万绪无法理清的、神吹胡诌的故事。所以，人们如何知道卡努杜斯的历史？”

这显然不是第一个要求他这样做的人，而且他知道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他是第一个如此安详、毫不做作地求他这样做的人。

近视记者的眼睛从镜片后面盯着他。

“我没有手，没法自己做，”缠纱布的人解释说，“替我来一下。”

的确，尽管对鸦片、乙醚和黑人舞蹈有着夸张的偏好，但毫无疑问，他仍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为人不古怪，经常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里出没。当然，卡努杜斯使他变了。把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伤感、多疑的，甚至狂热的人？

“勇敢一点，曼努埃尔·达·希尔瓦，”特奥托尼奥说，发现自己的声音因激动而局促不安，“别要求我做违背原则、违背职责的事。”

“还有那篇关于闪光信号的报道，”近视记者不回答他，接着说，“正是由于它，甲贡索人能在夜里通过远距离联系。神秘光线时明时暗，巧妙传递着信息。政府军的技术人员一直没能破译这些密码。”

“那么就让你的助手来干吧，”皮雷斯·费雷拉上尉说，“把我的皮包送给他，里面大概有五万瑞斯。还有我的皮靴，还没穿破。”

“您真的天真得以为报纸上写的都是事实？”男爵问，“您不是记者吗？”

“死亡会比你想象的坏。”特奥托尼奥说，“你会被撤走的，会痊愈，会恢复对生活的热爱。”

“在第三篇报道中则说，发现了一封信，是从一个被俘的甲贡索人的衣袋里搜出来的，虽然没有签名，但肯定出自贵族手笔。”记者没听见男爵刚刚说的话，继续说，“是写给‘劝世者’的，向他说明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保守的、敬畏上帝的君主制政府。一切都表明这封信的作者就是您。”

“没有眼睛和双手吗？”皮雷斯·费雷拉温和地反问。特奥托尼奥有点羞愧。上尉半张着嘴说：“那还不是最糟的，特奥托尼奥。最糟糕的是苍蝇。我一向恨它们，特别恶心它们。现在，我对它们无可奈何。它们在我的脸上爬，往我的嘴里钻，钻进纱布，一直爬到伤口上。”

“大概是仁慈的皇帝陛下的军官吧？”男爵微笑了。

他沉默了，特奥托尼奥见他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听这位模范伤员如此一说，他非常感动，因为上尉口渴时连水袋都不向护士们要。

“他在第一篇报道中说，奥斯卡将军所率纵队的军官在卡努杜斯的高山上抓到了四名衣冠楚楚的黄头发观察员，他们和甲贡索人混在一起。”记者不慌不忙地说，“在第二篇报道中说，萨瓦赫特将军所率纵队在甲贡索人的尸体中发现一名白人，黄头发，扎着军官用皮带，戴着一顶手工织的帽子。谁也认不出他的军装，因为政府军中从来没人穿过。”

“在匪徒和我之间产生了个人纠葛，”皮雷斯·费雷拉说，“我不愿叫他们的如意算盘得逞。特奥托尼奥，我不允许他们让我变成这个样子。我不能当一个无用的怪物。从乌亚乌亚时起，我就知道有某种悲惨的东西挡住了我的去路。一种诅咒，一种妖术。”

“当时在流血，双方在互相残杀，”男爵善意地看着他，小声说，“在一场战争中，能不动感情地客观报道？”

“你要水吗？”特奥托尼奥轻声说。

“您应该读一读接替我的记者在《消息日报》上写的报道，”近视记者说，“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以为我死了，就把他派去接替我。他是一个好人，忠诚老实，不凭主观想象，不感情用事，也不自以为是。他是对那里发生的事情做客观、不带感情色彩报道的理想人物。”

“没有双手，没有双眼，很难自杀，”皮雷斯·费雷拉继续说，“我想往岩石上撞，不行；在地上舔，也不行，因为没有能吞得下去的石头和……”

“只能用轻信、猎奇和幻想欲来解释，”男爵说，“总要找出一种方式来解释这不可思议的事：为什么农民和流浪汉的乌合之众竟打败了正规军的三次讨伐，抵抗国家武装力量长达好几个月？出于舆情需要，人们发明并相信了帝制派和英国人狼狈为奸的神话。”

“别说了，曼努埃尔·达·希尔瓦。”特奥托尼奥将手放在他的肩上，然而安慰一个似乎是世间最平静的人使他觉得虚伪，这个人说话不慌不忙，声调也不抬高，说自己的事就像在说旁人。

近视记者一面讲，一面摇头晃脑，不晓得是什么动作使他全身的瘦骨都晃动起来，似乎每个骨节都在抖动。他一面飞快地眨着镜片后面的眼睛，一面解释说：“新闻记者本来能够看到，却没看到。他们只看到了想看的东西。尽管我没去那里，但去过的人并非一两个。大家都找到了帝制派和英国人狼狈为奸的真凭实据。这如何解释？”

“你能帮我的忙吗？我以友谊的名义请求你。在这里产生的友谊是神圣的。你帮我的忙吗？”

他已经从皮椅上滑到地面，蜷曲着双腿坐在地板上，用一个膝盖支撑着下巴说呀说呀，仿佛男爵不在场。时已过午，从朝向花园的窗纱透进来的闷热阳光照着他们。记者按照自己思路的轻重缓急不时地突然变换话题，不加说明地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男爵对此已经习惯了，对这不连贯的谈话已经不大在乎。谈话有时紧张激烈，然后陷入冷场，因为有时是他，有时是记者，有时是双方都要为了思考或回忆而停顿片刻。

“好吧，”特奥托尼奥低声说，“我帮你的忙，曼努埃尔·达·希尔瓦。”

“既然当时在卡努杜斯村口目睹真实情况的人都相信，怎么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那些曾经走上街头痛打帝制派的人倒不相信？”近视记者问道。